1927年11月27日，《申报》上刊载了蒋宋结婚的邀请函，声明不收婚礼，凡有馈赠，都用来修建“废兵院”（残疾军人福利院）。
1927年12月1日，蒋宋完婚。
蒋介石下野，优哉游哉的抱得美人归，汪精卫可惨了，本来迁都南京，准备做领袖的，可到了南京才发现，领袖可不是说说的，军人们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这个文人汪精卫放在眼里，现在的境况和当年的孙中山几无二致，甚至比孙中山更惨，孙中山只是军人相逼，文官们尚好，可汪精卫这边不光控制不住军人，在文人中威信也是不足。还记得我们提到过的西山会议派吧，就是因为坚定反共，被汪精卫排挤，最后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的那批人。在宁汉分裂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个中央党部，也来个自立中央，这时候，他们被军权在握，却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桂系给请了过来。
来了大家就开会吧，讨论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先发言了，要谈统一党务，就得先把当初给我们的处分撤销了，那个《弹劾西山会议案》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根本错误的。汪精卫说中央的决议哪能说废就废，那岂不形同儿戏，废不废的咱们四中全会上讨论，民主政治总得有个民主程序吧，当初和蒋介石定的四中全会，这都半年了还没开呢。李宗仁说话了，汪主席啊，关于对于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的处分嘛，我们南京这边已经于6月8日给他们平反了，恢复了他们的党籍，现在咱们全党要讲究合作，你汪主席就别再坚持了。汪精卫一听，也急了，你们南京中央作出的对上海中央的决定我们武汉中央不知道——汪精卫改说绕口令了，我提议，四中全会上，西山会议派不能只能个人身份参加，但不能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而且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代表不参加，爱咋咋地。
宁沪两方代表一听，哟呵，你汪精卫还有理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政治上警惕性不高，坚持错误的容共政策，党的事业何至于此啊？南京代表慷慨激昂，事实证明我们的反共政策是正确的及时有效的，在反共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先进性。上海帮一听，少扯，你们什么时候反的共啊，我们西山会议的时候就反了，你们要算先进，我们就是先进中的先进。南京方面还不干呢，喊喊口号算什么先进，我们可是真刀实枪的干啊。
一通热闹之后，谁先进的问题还说不准，但汪精卫落后已经成定论了，汪精卫还算老实，自觉理亏，于是对自己反共不力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在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14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宁汉沪的统一再说，汪精卫在14人中排名第一，但下面多首宁沪两派代表，汪精卫不傻，这明明就是架空我嘛，老子不干了，9月13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
接着汪精卫应张发奎，李济深联名邀请汪精卫回粤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在广州发表讲话：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因此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是非法的。这通乱啊，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
怎么办？这还北伐不北伐了，咱们这么闹下去，北伐还有意义吗？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蒋介石，人家蒋介石在军中威望最高，人家蒋介石反共立场最坚定，人家蒋介石甘愿牺牲自己来维护党的团结，咱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人吗？很多东西整天在你眼前晃，你不珍惜，但真正失去了，才会觉的可贵，蒋介石之于国民党，大约就属此类。
蒋介石十分乖巧，虽然那么多人请他复职，但他还是在回到上海后，先给汪精卫写了封信：
“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利，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甚幸焉……”
看看人家，汪精卫都觉的自己无地自容了，于是为了党国大业，遂捐弃前嫌，欣然赴沪。没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就发动了倒桂行动，将在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桂系李济深跑回广西调兵遣将，在梧州附近和张发奎紧张对峙，就在这时，共产党又出现了。
当初逃离南昌起义部队的前敌总指挥叶挺与张太雷、澎湃潜回广州，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取得了联系，共产党方面始终认为广东的革命基础最好，所以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也是回到广东闹革命的，所以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没了，就接着发动广州起义，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此时张发奎大军出外迎敌，城内空虚，正是时候，12月11日，开始暴动，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
对于这次暴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党首领张大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勾结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俄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煽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该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分子），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李宗仁当时不在广州，此项描写并非亲眼目睹，可信度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张太雷牺牲。在这两天里，干了不少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
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间，共产党还组织了一次起义——秋收起义，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总指挥是卢德铭，共产党员，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南昌起义”他率队来援，可起义军已经南撤了，追不上大部队的卢德铭遂带队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会合，是被党组织安排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义军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面编了四个团，卢德铭部为，农民赤卫队，工人赤卫队统编为一、二、三团，收编了一部分黔军武装，编作第四团，有5000多人，走起来浩浩荡荡、烟尘滚滚，喊着号子就杀向长沙，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决定，人虽不少，可有一半是不穿军装的，昨天还收秋呢，今天扛上一支梭镖就工农革命军了，所谓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这个形容很提气，就比二郎神少俩尖，在乡里斗个土豪劣绅，给他们戴戴高帽，真是很威风，可让一群拿惯锄头的老百姓拎着这玩意儿打长沙，就太离奇了，这不刚打到浏阳，就已经丢盔弃甲，惨不忍睹了，这时候，四团还临阵叛变了。
毛泽东和卢德铭一商量，还打什么长沙，再这么打下去非全军覆没不可，咱们快撤吧。往哪撤呢？起义军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哪穷往哪撤，越穷的地方老百姓越支持咱们，越穷的地方越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的力量也就越薄弱，于是向东进入江西，然后沿沿罗霄山脉南移，行军途中异常艰苦，总指挥卢德铭在敌人的伏击中牺牲，对这支风雨飘摇的部队可谓雪上加霜。别看我们后来说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可他那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眼不前儿，他还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呢，起义军中还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呢，就是后来的罗荣桓元帅，可现在他还只是一个连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时候，卢德铭就是这支部队的主心骨，部队的一路败退加上总指挥的阵亡，使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大家还相互打招呼呢，“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五千人的队伍，二十天时间，就剩两千不到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毛泽东这一年34岁，虽然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之前并没有什么独挡一面的机会，要说做过的最出彩的事情，依我看就是25年写出了的那首脍炙人口也必将流芳百世的《沁园春。长沙》。现在，千斤重担压了过来，对于弱者，这可以是他逃避的借口。而强者从来是把挑战看作机遇的，毛泽东决定用他瘦削的肩头去承受其人生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9月29日，永新县三湾村，一介书生毛泽东发布了如下命令：1。部队缩编成团。2。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3。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4。建立士兵委员会，允许士兵监督官长。这就是史称的“三湾改编”，都被打成孙子了，还来这虚头吧脑的有用吗？当然有用，在部队普遍散漫，士气低落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需要的是向士兵传递信心，怎么传递，站那喊“我们要有信心”顶用吗？肯定不顶用，站那喊“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人信吗？估计没人信。从心理学上分析，人们更乐于接受不经意间感受到的信息，而对刻意的灌输本能的抵触。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部队改编，其现实意义并不是指望这样的改革马上给部队增添战斗力，而是让士兵们感受到首长的自信与从容，感受到首长的不抛弃不放弃。
“三湾改编”的效果是明显的，暂时稳定了军心，连党支部也逐渐发挥了作用。10月，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