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的路线。邓小平也不是一个好东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和女儿，根本不去接近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是只听这一方面的，而不听另一方面的，所以就制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她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著作还要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力夫的发言，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他们的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好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邓小平女儿的许多话是从谭力夫和邓小平那里来的。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反动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主席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去看看他们的八一学校，康生同志去看了，江青同志也去看了，他们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都清楚了。那里是他们的反动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行？这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说：“他们搞的这一套，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对他们再施仁政，人民就不答应了，就要我们下台了。”
可是，现在陈伯达倒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江某的头上，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江某的指派下干的。真正是岂有此理！
江青最恨的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倒打一耙的两面派和变节分子，她知道陈伯达在法庭上的种种表演，是想以此来表明他自己是反对江某人的，从而得到当局的宽容和支持。但是，他的算盘还是落空了。那些走资派们并不会以此来放掉他，他们对原来反对过他们的人是一个都不宽恕的，他们复辟以后，以成倍的报复来对待反对过他们的人。尽管陈伯达百般献媚，他们不是照样把陈伯达判了十八年吗？到最后，他投降不成落了个反掉头的下场。
这天黄昏，夕阳像抹了一层血，红得令人发颤。江青扒在窗口往外观看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种不祥之兆。远处，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整个中国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闪烁，各种商店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流行歌曲和她听不惯的靡靡之音飘荡在整个北京的上空，她看到的是一片令她非常痛心而又伤感的景象……
“妈妈，你看到这十多年来的大变化了吗？”女儿问道。
“这是什么变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复辟。你爸爸生前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局面。我就不相信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定很严重，富的富来穷的穷，这难道是我们当年流血牺牲要实现的结果吗？”江青愤愤地说。“我是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我不能再为中国人民讲话了，让他们胡折腾去吧。我相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这样的。毛主席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看历史的主人是怎样的回答吧。”
江青的眼里含着混浊的泪珠，声音也哽咽着，只有站在她的身边才能听清楚她说的话。这是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以来第一次这样明确地表露她自己的观点。很清楚，她至今没有改变她的政治立场，相反，她的那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坚定了。
“妈妈，你今后不要再谈什么政治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那样去吧。”
“这就叫不负责任。”江青生气了，“想当年，你爸爸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奋斗了整整的一生。你的父亲为你们没有留下一间房、一片瓦、一块地、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思想。这种宝贵的遗产你们都不想继承，你们还配作毛泽东的子女吗？”
“我们还是谈些别的话题吧。这些东西讲起来就让人感到沉闷。”
“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你们看我，虽然病魔缠身，身负重刑，但是我从来没有低过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时，我也没有低过头。我不像王洪文那样，真正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吓得跪地求饶。他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他们会饶了他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怎么会把你放过去呢？结果，他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最后还得死在监狱里，反落了个软骨头的名声。唉，你们呀，可是要好好地珍惜你爸爸的名誉。他可是一个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我有一天作了一个梦，梦见邓小平他们想审判你爸爸。你爸爸拍案而起……”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废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看看书呢。”
“唉，你们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好像我说的都是废话。”
“不起作用的话，不是废话又是什么呢？”
江青不再说话了，因为谁也不想听她的唠唠叨叨。她身边的那些人的神情严峻极了，数双眼睛每天都是紧张地搜索着她们的周围。江青不害怕，孩子们可是不愿意惹事生非。是的，她是个保外就医的犯人，现在整个中国还有哪个人比她更不安全？
自从江青到了这座小院子里后，她可以和亲属们在一起生活了。但是，她常常和女儿及孩子们发生一些争吵。渐渐地，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了。有时不吵几句，反而显得没事干似的。
“妈妈，你一个人闲得没事时，还是写点你的回忆吧。写点东西也许可以添补你的精神上的创伤。也许将来还可以发表你的回忆录。”
“我不写了。”江青淡淡地说，“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写吧，或者会有哪一个作家对我的历史感兴趣的，让他们写比我写更会有人看。我们这些人是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用文字来写历史的，这话是你们的爸爸经常讲的。他就从来不主张自己写他自己的传记一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了他的什么传，让他好一阵发火，最后还是让他们收回去了。我看了那个朱仲丽写的《江青传》，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靠谣言和伪造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话，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就成了英雄了。我记得列宁说过，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回忆录，他只相信历史的文献和秉笔直书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东西。还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使下，团中央和北京市委大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活动，公然篡改历史，突出刘少奇和彭真，把本来还没有到北方局的刘少奇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英雄，他们最喜欢干这种事情，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同意实事求是地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你写的时候，实事求是不就可以了吗？”
江青摇摇头说：“再实事求是也不可能讲得那么真实，还是让历史学家们来写吧。当初我本来是想让外国的学者和记者来写我的一些东西，结果还引起了一些舆论。现在我的自由都是被他们剥夺了，我就是写出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
从她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她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历史片段，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彭真和刘少奇等人的指示，姚凑说：“《海瑞罢官》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火力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一个人搞臭，而是要把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搞臭。”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抛出署名向阳生的《从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是邓拓写的。由彭真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作了传阅，姚溱和许立群也参加了讨论。彭真说：“我们就是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大混乱，抓他几条大鱼来吃。《北京日报》要多登全国各地报刊的学术讨论摘要，尽量把问题搞得复杂些。毛泽东同志不是爱看这类的文章吗？我们就给他多来些这东西。”
一九六六年一月，刘少奇多次召集他们开会，支持他们搞学术批判，说：“你们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来，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你们搞好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了。”
江青说完这些，发表评论道：“当时就连刘少奇也要抓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也得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他们的批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罢了。现在，他们都平反了，《海瑞罢官》也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到处上演。那么，当年他们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批判和制定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批判呢？他们还不是自打嘴巴吗？”
“别说了吧，现在谁给你评这个理呢？他们实际上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嘛。”江青叹了口气，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够人民研究的了。”
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有一个人总是在她脸前晃悠。他那瘦俏的面孔和浓烈的黑眉常常使她惊醒过来，这个人，就是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么一段：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会丧失政权。我认为，无论有怎样的干头万绪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样掉的。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我在这里要反复地重申：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全党共诛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