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 第141部分

　

　

　

　

　

第三十章
　

经过十年的岁月，江青并没有盼到自己想见到的局面。于是，她横下一条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她已经为自己考虑好了归宿，她为此反复地作了很多的准备。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回忆和痛苦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可以作为她的抗议，也可以作为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属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能够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无愧地说，我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的一息。不管他的事业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都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尽管不是成功的。我如果见到他，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晚了，本应该是他们送我来，现在是我自己来了。”

选择这条道路，她并没有感到过害怕。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千年不也是要死吗？她感到满足的是：自己这一生轰轰烈烈，始终是人们所注意的焦点。对她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来说，此生没有白过，足矣，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生前看不到人们对她死后的最后的结论。因为她总不相信现在这一切就是她的盖棺论定。

自从一九八一年一月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她就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她是准备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口号最后就义的。但是，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一九八三年一月，她又被他们改判为无期徒刑，她不得不遗憾地说：“对此，我并不表示感谢。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应该随着毛泽东的事业而走去。”

但是，没有人回答她的问话，也没有人再来提审她了。她失去了往日那么多人的过问和关心，她好像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她浑身无力地摸着墙壁坐在床上，当她的思路回到眼前的时候，突然地想起了她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会面和谈话。他也是身患癌症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当江青在他身边坐下来以后，这位跟随了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老政治家，睁开他那微弱的眼睛，艰难地说：“我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不希望我们党再发生分裂了……”

江青对他的这种话感到了厌烦，她提高嗓门大声地说：“我们谁也不希望党再分裂，我可以告诉你，党是不会分裂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你已经是个病人了，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安心养病吧。”

周恩来听了她的话后，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她离开也没有睁开。

想到这里。江青后悔吗？不！也许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这个周恩来给她准备好了的。

自从在那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总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她心里对他产生的那些希望之火便一下子熄灭了。是的，如果周恩来能够在临终之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一些表示，那该多好呀！但是他没有。张春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他的回答是：“照主席的意见办，我从来是执行主席的指示的。”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对周恩来的这种回答，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多少人在临死之前想留恋这个世界呀。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对田家英进行了批判并宣布让他停止工作后，他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要求和她谈一次话。

江青略含讥意地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谈话有何意思？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你得意得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的什么大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的身边究竟干了多少帮助他的事情？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要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人！”

就在此后的几天里，田家英自杀了。

江青见过他死后的照片，样子非常难看而且恐怖。

她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二十五年后，她也要走他走过的那条路，而且选择的方法还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巧合吗？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和君王在一起的人，不是一句不慎得罪了君王而掉脑袋，就是被杀君王的人所杀，成了君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有一次，江青和田家英在讨论一个历史问题时，他畅所欲言地说。

“那是封建社会，现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这种局面是不会再有的。”江青说。

“那也不一定，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是杀了许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吗？”

“这个历史的教训按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江青说，“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采取的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是吸取了斯大林肃反时的教训。我倒是觉得，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在处理时太仁慈了，譬如对彭德怀。”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许多地方还有封建主义的烙印。这也许就是我们还存在封建社会残余的原因吧。”

当时，江青对田家英的话很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个年轻人狂妄得很，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往往还想以毛泽东的把关人的姿态出现在党内，最后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毛泽东对江青说：“田家英这个人不能再用了，再用下去非出事不可。他总是要在党内最高领导层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混乱，这还了得，他虽然不是宦官，但比宦官还要坏。最后发展到篡改我的指示了，把我对《海瑞罢官》要害的话一刀砍去，这在封建社会，就是篡改圣旨。不过，我不是皇帝，刘少奇才是皇帝呢。让田家英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他。”

田家英听到这些话，大哭一场。于是，果然走了。

江青这个时候，还想起了刘少奇最后一次给毛泽东的电话。那天，她正好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我是刘少奇，你是江青同志吗？我想和主席说几句话。”

江青一听是他的声音，就产生一种极大的恶感，她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毛泽东给她摆了摆手。意思是不愿意接他的电话。江青于是说：“主席刚刚休息，不能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

“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

“和我谈就没有必要了，我只是负责转告主席的一些话。”江青从概念上作了纠正。

“请你向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的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我向中央交权。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

江青大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整了许多的人，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话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江青一连串的问话，把这个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切最后又轮到她自己了。不过，她在法庭上，已经把她要说的话，基本上说得差不多了。尽管言犹未尽，但是这一切就使最高当局慌得不得了。她一直认为她的话对他们有巨大的打击力和杀伤力。

不知怎的。她突然想起了陈伯达来了。

陈伯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下午的军级干部大会的讲话里，十分激动地骂了一通刘少奇。那个讲话，谁也没有授意他那么讲，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意。他说：“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掉了，他就不让发表了。他对我说：‘我的这个报告还要再修改，再斟酌。你们还是不要发表嘛。’他的报告，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强调了许多次。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的办法去做，还是接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了，也别当干部了。’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就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是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刘少奇就是抓住这个蹲点的问题，想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同志们想一想，他的阴谋是多么的危险呀！”

但是，审判他的时候，他却把他的这一切都推掉了，说他是受了江某人的指示而不得不这样说话和做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毛泽东生前，陈伯达多次在他面前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状，数次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他曾经对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那里也要派，不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他的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师大女附中，也就是王光美和他的女儿刘涛搞的地方。刘少奇还批评工作组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我比你们有发言权。’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也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