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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过去的老相识还没有结婚，无论他们自己心中有着多么迫切的饥渴，我们却坚持认为，他们是聪明而潇洒的，认为他们对婚姻有着深刻的先验。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6
发表日期：2005年7月28日
向独身挑战
然而，独身者在中国是苦涩的，他们的处境并非像结婚者想象得那样超脱。尽管青年人业已变异的观念是宽松的，但我们还没有掌权，没有形成有力的势力。社会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认同依旧取决于尚持权柄的老年人。在这些掌权人以及他们掌握的人民大众的思维里，权本位、血本位、家本位占有相当重量。在孟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中，“齐家”是第二位的。尽管今天的长辈们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求子女必须适龄而婚的原始冲动源自这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古训，但这种千年影响，恐怕早已渗入他们的血液。因此，一个不能“齐家”的人，在他们看来，无以“治国”和“平天下”，这已是无人细究出处及其正确与否的公理认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个不能“齐家”的人是残缺的。
在西方国家，单身现象已是普遍的事实。在独身者中有一小部分人，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的归纳分类，仍属于“传统模式”，他们是希望结婚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如愿以偿。而绝大多数人则属于“先锋模式”，他们完全不打算结婚，社会也承认他们建立了“单身家庭”，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单身家庭完全可以与“夫妻家庭”相媲美。可是在中国，单身作为一种公认的残缺状态，是不能被视作家庭的。人们总是把“有情人终成眷属”和组成夫妻家庭，视为社会安定的一般条件。单身就是未完成状态，就是疑问。
于是，在物质利益上，独身者便看到了第一种苦恼——没有房权。在我们这个低工资、高福利的大社会里，一个月薪1000元的人，必须完全依赖雇主提供每平米数千元价格的住房。而得到雇主住房优待的不成文条件是，婚者优其先，有子者更优其先。问一问今天二十六岁左右的青年人，那些仓促登记，迟办婚仪，或者存心早育增加居住困难的青年们，他们百分之百是出于排队要房的心理。他们不惜勉强结婚生育以争夺房权。实际上，如果从缓解人口压力上考虑，独居生活的合理待遇可以大规模减少早婚和早育现象。但是，尽管独身者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一般都远远超过从婚者，但现实却是他们无权得到住房优待。而且在公众意识没能在思想解放的状况下对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方式有所宽容的时候，现实往往可以用一句“世道将不古”的预言，理直气壮地打消掉独身者的住房梦想。
从精神待遇上讲，独身者便会看到了第二种苦恼——没有人权。独身者如果不想沦为禁欲主义者或泛性爱好者，他们便需要正常的社会交际活动、工作关系中的礼遇、爱情和性生活。但是在一个认为只有结婚的人才可以合法拥有这些人所必需的生活的国度里，独身者就会自然地受到委屈、歧视、谣言污蔑、监视，并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刘德，自留学结束回到北京，就曾因为打算独身而不能得到住房照顾，并且受到了人们舌头的困扰，最后他痛苦地宣布：“在中国，不结婚就没有人权。”然后，怀着悲愤，飞回德国。
当这些独身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基本生存空间去过隐秘的个人生活，当他们不能在精神生活中感受到人的尊严的时候，独身所带来的自由和欢娱便被抵销殆尽，独身变得不幸。
可是当他们安静的时候想到婚后的麻烦，甚至强烈地感知婚姻制度的荒唐时，他们就会依然坚定地对抗那些烦恼和挑衅，继续走下去。至于将来会怎样，无人细究。
一般说，与本书第四部分提到的独身四种类型相对应，独身者总的说来由三种执意不婚的人（真正的独身者）和一种需要帮助的人（暂时独身者）共同组成。
第一种独身者是对人生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几乎从少儿时代就显露出不能持久的根性。过分活跃的天性和精力充沛的好奇心，使他们不断地见异思迁。他们喜爱全新的事物，热爱自由，缺乏责任心。他们最讨厌与小孩子打交道。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就是崭新的感情，并凭借这种情感使自己不厌倦生活。这种天性使其不愿成家。面对这样的人，我却觉得他们十分善良，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另一方面又不愿给别人带来伤痛，因而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性格相类似的情人约会，满足自己每一段时期的感情。当情人们另有所爱时，还他们自由，自己也正想另寻新知。一般说，艺术家常常属于此类中更为特别的一类，他们终其一生，不能像凡人和其他伟人们一样，使自己成为那种把稳固的爱情当作人生幸福的顶点的人，他们要的是崭新的艺术以及滋养这种完美艺术的全新的爱情。你能找出100对白头携老的艺术伴侣，我就能把100个平淡无奇的艺术庸人指给你看。
第二种独身者是对性生活格外贪婪的人。区别于第一种仅仅由于性格原因导致不婚的人，这种人突出的标志是有着贪得无厌的性冲动。他们更愿意借用未婚者的身份，无休止地欺骗异性，满足自己畸形的欲望。他们长期遭到不正常情感和性抑制的折磨，在被允许多一些行为自由的时候，便会加倍反弹自己的原始冲动，张扬积蓄已久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不顾惜身体，把事业和感情外衣统统抛到九霄云外的地步。
有一种愚昧的社会认识，认为一朝放任独身作为一种从者广泛、为数众多的成人生活方式，第一种无心的人和第二种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弄脏整个社会的心理。不能说这个忧虑没有道理，在欧美，自由的生活方式已的确引起了许多严重问题。可是，我们能不能认为靠旧有压力迫使这两种人结婚，对于他们可怜的配偶是有益的？那只是在劝说这些天性特别的人，用合法的方式，随便凑合一个异性，然后由于他们的特殊癖好，在法律保护的家庭中生活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去离婚。我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遏制他们难以遏制的放纵，而是一直在想别把那些古朴守旧的人推进他们的火坑。
第三种独身者，是那些对婚姻制度有着严肃认识的人们。在他们成长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的知识水平常常较高，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较为良好。他们像史书中许多伟人一样，批判着婚姻方式，认为婚约违背人性的自由，败坏了爱情，本质上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这种方式，一边把人类最高级的情感——爱情——放到琐碎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加以煎熬，一边使夫妻总是依照两人中较为平俗的一人的水准去应付生活。
实际上，一个有思想的人，哪怕她/他是顺从婚姻制度而终其一生的人，也会在其内心深处不满于一夫一妻制的弊端。比起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一夫一妻制度并没有进步多少，它只是在性合作的法定方式中，显示了男女人格尊严的平等原则，而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情感遭受束缚的问题，也没有在爱情与生育的区分上，跨出革命性的一步。
在世纪之交，两个截然不同的伟人——尼采和罗素——曾一致要求把爱和婚姻区分开来，反对以爱情作为婚姻基础，主张它的基础应该是优生优育和婚外爱情的自由。阿兰后来补充说，婚姻基础应该是逐渐取代爱情的友谊，莫罗阿最后修正一笔：“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由此完成了迄今为止较为圆满的结论，即，婚姻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养育后辈而铸造的友谊，而爱情与这个核心处于游离状态，在婚内有之，在婚外也有。
而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个年代，人们完全可以宣布以数量制规则缔结婚姻的法律最终崩溃。事实上，在那四位生命哲学大师的思想里，已经蕴含着这种倾向。但是，只要世上生存的人们还不能具备普遍的自制和高尚的情愫，并且找到一种妥善养育后代的新方法，这种崩溃就不会，也不该，仓促地到来。而崩溃到来之前，我们这些过早窥见了婚姻制度弊端的人，就只能积极地盼望等候，消极地采取独身方式，以回避夫妻家庭的局限性。
罗素曾这样批评婚姻的局限性——
因为婚姻而拒绝来自他方的一切爱情，这就意味着减少感受性、同情心、和有价值的人接触的机会。从最理想的观点出发，这是在摧残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婚姻双方常常认为自己的配偶使自己减少了工作和创新的灵感，减少了活力、接触社会、造访大自然的机会，减少了对无力自养者和好朋友的同情心。其实，制造这种局限的不是配偶，而是婚姻制度。人们在这种制度的暗示下，为了维持这种制度所肯定的道德尊严，追求约定俗成的幸福感，就不得不去扼杀他们认为很可能毁掉幸福的东西。试想，活跃的灵性，丰富的机会，旺盛的同情心，难道不正是家庭稳固的天敌吗？它浪费家庭的时间和财产，并使家庭生活在大庭广众的天地里，显得简单狭小。所以，雪莱曾这样写道——
我从没有和那伟大的宗教发生过关系，
因为按照那伟大的宗教的伟大的教义，
谁都只能从那人群中选出一男或一女，
不论其余的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美丽，
我们却只能从惨淡记忆中把他们忘记，
啊，这就是当今所具有的道德和法律。
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可怜而疲倦的奴隶，
唉，他们终于来到坟墓似的家庭那里，
这家庭从来立足于这世界的大道上面，
带上被束缚的朋友或许是吃醋的劲敌，
从此踏上那漫漫的旅途既遥远又迷离。
看来，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不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