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傻子呀，快过年了，谁不回家过年？”
她仰起脸，呆呆地，望着妈妈，眼里慢慢慢慢涌出眼泪。她妈心里奇怪地一痛，她想说一句温柔的话，可犹豫着还没说出口，那孩子却已经慢慢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
夜里，南楼仍然漆黑一团，黑着，没有消息。
天一亮她又去了，还是那把铁锁，将军不下马，结结实实，封锁了一切。她扑到门上，绝望地发抖。那天，是旧历除夕，一个欢乐的日子，团聚的日子，可是她丢了一个亲人，一个至爱的亲人。团圆夜的饺子，香喷喷的，放了很多肉和韭黄，可是她咽不下去，她刚吞下去一个就哽咽了。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人人都很快乐，半导体收音机里，喜儿在那里欢快地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连喜儿和杨白劳都快乐着，只有这孩子，忍受着煎熬。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这孩子都忍受着煎熬。她根本不相信她妈妈的话，她妈说谁能不回家过年呀？那个赵什么什么，人家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成？可是她不相信这样一个平凡又残忍的理由，不相信她会不和自己道别就去独享团聚的欢乐，就像她不相信煤是白的、冰是热的、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一样明了简单。她一定是、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孩子想，她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神秘的理由。可那是什么理由呢？
一夜又一夜，南楼黑着，黑沉沉的，闭着每一只眼睛，死了一样，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体温，没有表情。一个无人居住的废楼到夜晚总给人荒凉的神秘之感。也许，发生在那里的事，都有点神秘的因果吧？想想，一个人出其不意地、突然地出现，又出其不意地、突然地消失，来无影，去无踪，或许，只能是这样，这就是结局，没有解释。
孩子用神秘的理由安慰着自己。
三月里的一天，一个夜晚，她在家里看书，都要睡觉了，忽听她妈“咦”了一声，她抬起头，看见她妈站在窗前，正朝外面张望。几乎是同时，她就看见了那个奇迹：那灯光，她窗口的灯光，亲人的灯光，亮了，星辰一样，从夜空中浮出。黑沉沉的南楼，这一夜，复活了。
她站起来，撂下书，二话不说，就冲出了家门。她一路狂奔，穿过家属院，穿过校园。夜风中已经有春天的气味了，大地在苏醒，万物在苏醒。她闻到了树们只有在春天才吐露的那种苦涩和新鲜的清香。她吸进这香气，泪流满面。她泪流满面地狂奔着，奔进南楼，一步几阶地，奔上楼梯。拐弯的时候她甚至被黑暗中的楼梯绊了一下，摔倒了，膝盖磕在了楼梯牙子上，可那有什么关系？她爬起来，在黑洞洞的走廊上，继续跑，果然，哦，那可怕的、折磨人的、壁垒森严的“将军不下马”，没有了，不见了，门虚掩着，泄露出光明的秘密，起死回生的秘密。她一下子撞开门，闯进去。
小城女儿（5）
她在。真的在。
她弯着腰，正在整理床铺，头发披散下来。又是那个美丽的侧影，她最好看的一个角度，孩子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是这个美不胜收的侧面，吹箫的姐姐。听到响动，她回过头，直起身来，快活的脸上一下子露出惊讶的神气，
“咦？小红霞？你怎么了？”
孩子喘着气，泪流满面，一路狂奔使她的脸色变得月光一样惨白。她说不出话，只是望着她，这失而复得的珍宝。泪水使她看不清对面那张脸。她长长地、长长地抽泣一声，终于开了口，她声音发着抖，她说：
“你到哪儿去了？”
“我？”她笑了，说，“我回家去了呀，我家里来电报，让我回家过年，走得太急了！”她望着孩子，问道，“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她回家了，她回家过年了。孩子只听见了这个，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她还在说，花朵般艳丽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可是孩子听不见。终于她住了嘴，她走上来，扳住了孩子的肩头，怜悯地问：
“小红霞，你怎么了？”
孩子摇摇头，泪水扑簌簌无声地往下落。她安静地说：“我要回家了。”她沿着来路回家去，夜空下的校园，湿润，清香，黑暗，没有路灯，所有的路灯都被人敲碎了。她在黑暗中走了一会儿，突然蹲下来，像肚子疼一样紧紧地伏下身去，哭了。
她从不打听不该她打听的事，她一直克制着自己的好奇，这世上，有不好奇的孩子吗？可是这孩子她克制着，她不追问，不探究，因为，她相信那些神秘的事情，她害怕真相大白，亲人变成仙鹤飞走了，白娘子还原成白蛇了……可是，她严守着禁忌却还是知道了真相，那就是，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并不爱她。
她不爱这孩子。
或许，也爱，只不过，爱得很浮浅，很随心所欲蜻蜓点水，很点缀。她是那样一种人，可以把爱分成许多种：爱情、友情、亲情，这之中有差别有轻重。可是孩子不，孩子只知道，人世间，爱，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全心全意、肝胆相照、以命相许。
那一夜，孩子悲痛欲绝，她哭得站也站不起来。回到家时已是半夜，家里人都睡了，给她留着门。她连衣服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她没有脱衣服的力气了，她累得快要虚脱了。她打着寒战，牙齿口得口得地抖个不住。她像只寒号鸟一样哆嗦。她昏昏沉沉，发着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好像在巨浪中颠簸。天快亮时她母亲起夜，发现这孩子不对头，一摸她额头，烫得怕人——孩子病了。
她病势汹汹，活了十四年，第一次，发这样高的高烧，高烧持续了几天，退烧针的作用一消失，高烧就又轻车熟路地回到她体内。没有感冒，也没有任何炎症的迹象，只是神秘地发热。那是无药可治的青春期的疾病，她内行的母亲这样想。果然，差不多一周之后，那神秘的高烧就像来时一样，突如其来地消失了。她瘦了一圈，可是，病愈了。
病中，她朋友来看过她，她朋友终于找到了她家里，还给她带来一本书。看到她，孩子仍然、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坐在她床边，说：“怎么搞的，小红霞？”一句话，孩子鼻子就酸了。她的笑容，她梦一样不真实的声音，还是让孩子不由自主地喜欢和沉迷。可是，孩子知道，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十年后，那感觉，那体验，爱一个人的幸福和痛苦，爱一个人的折磨，永恒的折磨，又一次地，卷土重来。
水声浩大的夜晚（1）
五月里的一个星期天，潘红霞从城里乘公共汽车返校，她挤上车门刚刚站定，有人从后面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咦？”她回过头来，看见了刘思扬。
“你眼睛可真行啊，”刘思扬说，“你在下面我就看见你了，直冲你招手，你一脸凛然，视而不见。”
“我没看见呀。”她辩解着，脸竟然红了。
两个多月来，这是第一次，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离得这么近，几乎是挨着，面对面的，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这让她觉得有点手足无措。
“你家在这附近住啊？”他问。
“对。”她回答。想了想，忽然说，“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呢？”
“不认识你？”他奇怪地盯着她，咧嘴笑了，“是不是你还不认识我？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刘思扬，我们好像是一个班的。”
“是一个班的。”她回答，也笑起来，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想，我是谁？噢，人不能太贪心哪。她的脸又无端地一热。
“进城去了？你一个人？”她没话找话。
“去亲戚家了。”他回答。
“你有亲戚在我们这儿？”
“远亲，我母亲的表姐，我得叫表姨，”他说，“是刚刚联系上的，以前，我插队的时候，每次回家，都得在这儿倒车、中转，经常在候车室里过夜，在澡堂子里过夜。那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亲戚，”他笑了笑，“现在知道了。”
他说得很平静，轻描淡写，这是他说话的风格，可这几句话却让这个没有什么经历的姑娘怜惜。她见过那些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们，没有钱住旅馆，无论他们穿得多么破烂可你还是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他们。他们会在黎明时分来到站前广场，花一角钱，买一盆洗脸水。站前广场上，亮着一盏一盏电石灯，每盏灯下，都有一个小小的茶水摊，坐着一个脸像木刻一样的老太太，不光卖大碗茶，还卖茶叶蛋和热的洗脸水。
她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从不激昂，却有点弦外之音。她还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她对声音很敏感，就像有的人对香料敏感一样。有的声音她一听就过敏，比如，很奇怪，她不能听别人吃苹果，那咔嚓咔嚓汁液四溅的声响会让她一下子起一身鸡皮疙瘩。小时候，有一个男老师，教他们数学，那男老师说话声音非常尖利，像一个女人，又像某种锐器摩擦，她一上他的课就心神不宁，混乱，恐惧，痛苦，想逃跑。结果数学成绩一塌糊涂。可有的声音却让她无端地信赖和痴迷，比如，这个人的声音，这个她几乎还毫不了解的陌生人。
那是开学第一周，在第一次班会上，辅导员让每一个人上讲台做自我介绍。那天他走上台说，“我的名字很好记，刘思扬，看过《红岩》的人都知道，我和小说中一个烈士同名。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你原来就叫刘思扬吗？是不是后来改的名字？我估计，在这里，也会有人这么问的。所以，我想一劳永逸地告诉大家，我一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起的，从来没改过，以后大概也不会改，除非我再给自己取个笔名——假如我有一天想当作家的话。”
这一番话，假如，换一个人说，或许给人哗众取宠之嫌，可是他却说得非常沉静，而且，诚恳。他刚一开口，她就被他的声音迷住了，是那么清澈的声音，安静、空旷和晴朗，像秋天高原上的阳光，清澈得让人心疼。她很惊讶，她不知道粗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