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可以“难免差错”的么？”有人气愤的问。
“谁个跟你讲政策呀，我看这是政治需要！”另一个颇有体会的说。
“危险，‘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莫不就是指的我们吧？时代进步了，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剥削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当成剥削阶级啦！”有人惊叹。
“唉，处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谁叫我们不是生在贫下中农的家庭呢！”有人叹气。
原来，地富子女要把所负责的生产队的帐目交出来，并且今后不要担任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这一个措施确是岭塘大队的决定。在学习“前十条”的时候，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主张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帐清一清。他说可以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也能体会出这个意思来。大队长钟义浩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书记易天华却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思想不能右倾，抓阶级斗争就错不了。于是，便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把它当作决定，由刘古泉去贯彻执行。
两天后，地富子女中，有五个会计帐，三个保管帐就交到大队部去了。但周志民的保管帐却没有交上去。因为他认为，这保管员是社员选他当的，况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不能把地主富农的绳子乱套到脖子上去。
“你当保管员有金子执咩，赶快把帐目交出去！”父亲周顺年对他说。
“报纸上讲，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我们小民百姓，他们在转移方向嘛。”周志民辩说道。
“你理他整谁？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五七年时，说是帮助党整风，却整出了不是党员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来；现在说是整当权派，说不定有一天屙尿转风，又射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少说为佳，你别惹是非了！”父亲心事沉重的说道。
周志民不再说话了。自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回农村来了。他不明白，对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说，为什么土改时候划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不能抬头做人。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还算不上资本家。父亲仅是与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业者，在旧社会充其量还是个求温饱的小商人。但在农村，这种工商业的家庭就是贫下中农的另类。而且，他的家庭往往还与工商业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连在一起。听人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学校派人到大队来了解考生情况，做考生的政治鉴定，生产队长易凌胜就把他的家庭情况说得很坏。说他的父亲解放前与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时隐瞒了资产；同时，又说父亲解放后的表现很差，被遣散回农村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情况，是一个曾经在高中学校小卖部卖货的职员的弟弟后来告诉他知道的。这个职员名叫李广真，因为他是党员，是学校的工人阶级，所以也参加写毕业生鉴定的农村调查工作。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去了，当了一名干部。李广真的弟弟曾经是周志民很要好的同学。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日趋尖锐的时候，他虽然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还是负责学习的班干部，可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好，却上不了大学。一种人，为什么要去陷害并且能够去陷害另一种人呢？社会为什么又要提供这种陷害的条件和保证呢？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的现实和结果么？面对无可奈何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做无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锁匙和账本都交给生产队长易凌胜。
“你这保管是社员选出来的，社员们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做呢？”易凌胜当天就把账本送了回来，还没说话，鼻子先吼了一声。
“大队开会说，这工作要由贫下中农的子女来担当，我不适合。”周志民说。
“不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么，也讲阶级出身？”队长似乎对文件的学习还没有体会。
“现在兴讲依靠贫下中农，队长你就物色另外的人来担当吧！”周顺年说。
“唉，也是的，现在动不动就讲阶级斗争，剥削家庭还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顺年，又吼了两下道，“不过，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要请队长多多关照！”周顺年随手拿了一包烟塞进他的袋里。
易队长也不客气，就从袋里抽出一支烟来，，一边点火一边说道：“这话好说，同队三分亲，有粥同喝，有饭同吃嘛！我说，保管员的工作由生产队开会再决定，这保管账我暂时不接；我倒是想请志民来帮我做一做生产队的会计账哩！”
“这更不行！”周志民道。
“为什么呢？我可以给你工分补助嘛。”队长说。
“别开玩笑啦，这不是要工分的问题！”周志民正言说道。
“大队都说了，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不能当生产队的干部！”周顺年一旁小声说。
“谁说你是地富反坏家庭？生产队的事我说了算。生产队认为你家不是地富反坏，你就不是地富反坏！”易队长似乎很看重自己的权力，他有力的吼了两声，接着说，“其实，我又不是叫你当会计，我只是请你帮助我做个账哩。你不知道，我这生产队有几家工副业收入，账目就十分的繁琐。”
“社教运动也要清小队的账目么？”周顺年问道。
“河背大队已经开始四清，听说搞得鸡飞狗跳，大队小队一齐清哩！”队长说，“不过，听干部们说，这是洗手洗澡，下楼过关，轻装上阵，最后达到团结对敌。”
说到社教，易队长似乎有点儿顾虑，但又显得很是轻松。后来，他也没有再坚持叫周志民为他做会计账。但是，最后他要求周顺年把这两年来的卖货单据交给他查对一下，以免有漏记出错。周志民告诉他，半年前卖货的单据和交款的单据都没有保留，可能被不识字的母亲生炉火时当作字纸烧了。
“哎，这就太不小心罗！”易队长似乎很觉遗憾的样子，拍拍周顺年的肩膀说，“遗失也罢，找到了也罢，我都有登记的底子的。如果有些出入，以后工作队来到，大家关照点。”
“那是当然！”周顺年连连点头道。
他最后没有把保管帐本放下，鼻子吼了几下，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后来，翻身楼生产队改选保管员，队长提议由黄寡妇担当重任。
一九六六年元旦过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来到岭塘大队。
工作组一共有十三个人。组长名叫曾伟光，三十多岁年纪，是县农业学校的校长。组员共七男五女。县的工商局、税局、粮食局、财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单位都有组员，工商局的李广真也派到这个组里来了。工作组直属公社的工作队领导。石陂公社的工作队队长是六年前石陂区区委书记张滔。他调到学校才两年多，就被抽调出来搞社教。搞社教是新鲜事物，谁也没有经验，政策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的二十三条规定。方法是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而第一步先要做好的是在清经济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小队的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等四件工作。
岭塘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的同志分住在十三个生产队，曾组长住在解放楼生产队的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这个贫农叫周隆昌，是生产队的驶牛手，解放前是周伯年的佃户，出名的老实人。据说，土改分田地分新屋时，他开始时不敢要，说这样做是抹了良心，对不起好心的有钱人家。直到土改工作队走了，大家都搬进新屋去住了许久，地主各家人已东奔西散，他才最后一个搬进去住。这个贫农没有是非，大队认为工作组住在他家里放心得过。
曾组长吃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儿子在生产队劳动，媳妇在大队布厂织布。开始，他跟他们一齐喝粥，不过，不敢放开肚皮喝，最多只喝上两碗。一方面，做干部有个干部的模样，肚子不能太饿得叫人笑话；另方面，他还没有三餐喝粥的习惯，胃纳不大。但是，几天下来，他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特别是到了夜里，肚子空得咕噜咕噜的响，并开始有点儿隐隐作痛。他担心胃病会再发作，便只好用粮票买些饼干来充饥。周隆昌说，解放以来，他只在土改后的二、三年里才没有挨过饿；这些年来，日子越过越穷。为了肚子，把分到地主的东西，连同屋子，能卖的都卖了，总算救了几条命。大饭堂时，他患水肿病，九死一生；大饭堂后，他主张把田地分回给农民自己耕。他为人既不热情，也不失本分。所以，当工作组的同志要吃住在他家里时，他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给工作组的同志另外开灶。他要工作同志也体验一下农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
面对典型农民的生活，曾组长体会颇深。他今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参加过土改，又搞过几年的农村工作。这些时间来，他一直在深思，解放十五年了，农民还不能吃上一餐饱饭，天旱又没有旱到这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来，这里的水库和大沟小渠成年流水淙淙；苏修逼债也没有逼到农民吃的稻谷上去，国家没有把便宜的稻谷拿去抵债。可耕田的农民就是没有饭吃，年年月月饿肚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理论上讲，农民的挨饿是因为农村的集体经济尚缺乏完善的管理，社员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生产便要衰退。而管理的关键因素是干部，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旨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以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所以，社教是及时的和必要的。从经济入手，通过四清，就能找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也就能进一步促进思想政治的建设。上级要求，为了能顺利开展四清工作，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紧密依靠贫下中农。要认识农村，分析农村，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都有脚踏实地去做好工作的愿望和吃苦的准备，住破屋喝粥汤都是预料中的事情。
不过，几天后，情况又有些变化。工作组的同志都没再喝粥。周隆昌家里也开始每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