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刘邓未死，拳垫（福州方言，邓与垫同音）先死啊！小小孩子，都凑哪门子热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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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说，事因一部分福州大学、福建师大的毕业生，为了捍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持枪冲击省军区司令部，在营区里自建营盘驻扎，与部队对峙。虽然毛主席要求军队在与革命小将对峙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对峙中发生误会，双方开枪，造成学生死亡的事件，还是难免的。
我在舅父家养病足足养了半个月。正好凑足金春满月。福州火车站的列车运行也恢复正常。大约是1968年1月20日，我们购买了去沙县的车票，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上的车。
5
列车在当晚十点多到达青州。当时我们的工地在潩洲伐木场的三工区，距离青州将近十多公里。我们不住旅社，俩人轮流抱着婴儿，一个背行李，顺着已经完工的公路，在夜色中踽踽前行。风也好，露水也好，都不在这一对年青夫妇的话下。我真佩服金春，按理说，月子里的女人是经不起些微的寒风的，可她却若无其事似的。我们到了自己的住处，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大家还都在梦乡里，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回来。所以第二天清晨起来，见到的人都很惊讶。
第二天我们继续休息，换洗被褥，整理内务。也许是一路上的紧张，神经中枢高度兴奋，金春仍显得无病无患，一切正常。但到了子夜十一点左右，她却有了发烧的症侯。我伸手摸摸她的额头，有点发烫。深更半夜的，也不好去叫醒队医刘护士（我们都叫她刘医生）。所幸我遵照老奶奶的嘱咐，带来了两副生化汤。我不顾金春的阻拦，立即起来，生火熬药，让她服下。一个晚上我都高度警醒着，准备随时帮助金春。但她一夜睡得很踏实，第二天起来，什么事也没有。这生化汤每副才四角六分钱，既便宜又管用。虽然只用了一副。
孩子虽然满月了，母亲却没有奶水，而且乳房结了肿块。我们只得再请假，跑去福州，仍然到洋中街道医院求治。
医院里有一个天生五体不全的医生。他每说半句话，就要像拨浪鼓一样地摇摇头，裂裂嘴，斜斜眼；而且，手也抖抖，脚也颤颤。但他的医术特高明，有满墙壁的锦旗和感谢信为证。
她看了看金春的胸部，捏了捏乳房的肿块，就眯起眼，念起处方来。药方由他的儿子执笔，也由他的儿子取药配药。他的儿子二十四岁，生得眉清目秀。因为他潜心学医且医术高超，自然有秀气贤惠的女子与他结为夫妻，生下的儿子也有模有样。他正在一心一意培养他的儿子继承他的医术。
我们取了他的中药和膏药，服用、敷贴后，病情迅速好转。在舅父家留宿两晚，即回沙县。我们也不管南方哺乳妇女不能吃油腻食物的禁忌，星期日跑十多公里，去青州纸厂的食品部购买了几斤猪蹄，吃了两三次后，金春的乳房肿块也消了，奶水也出来了。真是皆大欢喜。
华儿已经三四个月了。娘儿俩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公价的粮食供应。三口之家，只有我每月40斤的口粮。我们必须去向农民偷偷摸摸地购买余粮。
这天一大早，我就到几里路外的自然村去。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农忙时节，村里的青壮年都下地去了，家里只有妇女和老人。我向他们买了六十斤大米，分作两头，挑起来并不重。
我顺着斜坡，登上一级级土石相间的台阶，上到坡顶，到了山腰的小平道上。总共走了还不到半里路，突然感到胸闷不适。我放下担子，咳嗽起来，随即吐出一口稀痰，痰中带有一些血丝。我顿时感到四肢无力，支撑不住。我坐在土坎上，歇息一会儿。我觉得，这是1963年打鱼网线时所得的病发作了。我当机立断，扔下担子（这时候的山路根本没有过路的行人），空手返回村子里去。想寻个挑工，帮忙将我的大米挑回家。
大嫂听了我的说明，无奈地说，她一个人要在家里喂猪、养鸡，还要做饭，给男人送到田头去。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再没有可以受雇的人了。
我在他们的饭桌前坐了很久，犹豫不决。喝了大嫂沏的青草凉茶，虽然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病兆了，但我还是不敢贸然自行回去。
老爷爷说，他是农家出生，挑这一点大米走十来里山路不在话下。他愿意送我回家。大嫂也说，老人能挣几角零用钱也是不错的。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我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竟然雇用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作挑工，心里过意不去，找不到合适的，也只好如此了。
当我们回到家里，金春抱着孩子迎上来，心里感到狐疑：怎么叫一个老人当挑夫呢？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给了老人六角工钱。老人立即要走。我们中午打算煮粉干，留他吃了午饭再走，老人不肯留下，只好作罢。
我们一起去找小刘医生。她建议我请假两三天，去福州肺结核医院作检查。两天后，我回来了，带回检验报告单和雷米封之类强杀伤性的药片。检查结果是“浸润型肺结核”。
这是一种“富贵病”，既不能过于操劳，又要经常吃好的。我们听了刘医生的建议，注意劳逸结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高兴时就去上工，稍有不适就在家休息，病假证明到月底一次性开给。这是刘医生对我的特殊照顾。当时我们基建队是按劳取酬，根据每月开挖的土石方量验收计资，十分工每天达三元多、四元左右；而在家休病假，每天只有一元多。因此，我每月只要出工十来天，也可得到六十多元的收入，不太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小小的雷米封杀伤性大，又要每日三餐吃一片，既麻烦又容易忘记，干脆不用。我坚持每日早餐前食用两粒鸭蛋包，就是在清水烧开后，磕入两个囫囵蛋，煮熟后，加入适量白糖，和汤食用。这样连续三个月后，到福州复查，病灶竟然钙化了。
此后，我多注意气候变化，尽量避免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侵袭；尤其注意保持性情的舒畅，无论遇到多闹心的事，都不急不燥。这样经过三四十年，虽几次透视复查，都没有复发的迹象。“心宽体胖”确实是养生之道。
6
队部在门前路边立了一排宣传栏，准备抄写《毛主席语录》以林彪名义写的《前言》。队部几个人，如会计小杨、莆田师范刚毕业分来的文书彭金池等，先用大红纸给宣传栏糊了个严密无缝。望着宣传栏，几个人在那里发愣，不知从何下手。不知谁提的建议，两个工人来三工区找我，说是有紧急任务。当我到队部时，小杨和小彭还呆站在宣传栏前。时间已是晚上七点多了。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说：“干嘛不先写好了再贴上去呢？”
彭：“一时忘了。两个人都忘了。现在再去场部小铺买纸，最快也要将近十点钟才能回来。你看怎么办？”
小杨讨好地：“我想小胡准有办法。你就说怎么办吧，叫我们做什么都行。”
我说：“直接写。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他们架起梯子，打起汽灯。因为没有电灯，办公室里只点煤油灯。我就着汽灯光，用尺子、铅笔在红纸上打格子。两个草包就来回奔跑，给我打下手。
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提笔悬书，因为稍不留神，就会看走眼写错字，修修补补，也影响整体美观。一篇《前言》，足足写了四个多小时，整齐划一的长宋体，一个字也没写错，就象是按照书中的格式放大的一样。两个草包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
文化大革命的炮火开始蔓延到最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队长都受到冲击。由于观点的不同，群众自然而然也分成两三个派别。一派支持张书记；一派支持杨队长。支持队长的，自然以书记为主攻目标。他们找出一个致命武器：就是张书记作风败坏，甚至与亲生女儿同床午睡。为了证实这一论点，还有鼻子有眼地编出了小张在南平地区医院保留有住院堕胎记录等等。
作为被揭批的基层当权派，革命群众都应一视同仁。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无意地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则不是我们应有的行为。
三个当权派的批斗会，在沙县城关林业招待所的会议厅举行。当张书记被推到台前时，那些“人证”都自动亮相了。虽然小张跟我曾经有过一段恋情，但我也无意偏袒她的父亲。因为他阻挠了我们的交往。任何一个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都不能容忍含血喷人、亵渎真理。这时候，我大胆站立起来。大声说：
“革命同志们：张书记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择手段、恶意攻击一个人。我们希望刚才举证的是事实，但我们更应该尊重证据。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请将以上的所谓举证暂时收起，搁置一边。因此，我建议：由各组织选出一至两名代表，前往南平市立医院查阅病历，是否真有堕胎记录。按规定，医院有保留病历二十年的义务。在我们掌握确凿证据后，可以直接将败类押解执法机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其实，所谓的举证根本不能立足。我的讲话博得热烈的掌声。凡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见解。但以会计小杨、京剧演员老杜夫妇一帮人，却坚决反对。在掌声之后，会计小杨带头喊起口号：
“打倒基建队最大走资派！”
“砸烂张×；×；狗头！”
“把保皇派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帮人一边喊着口号，一边上台来抓我。山东大汉郑子科一把将我拉到他的背后，用他魁梧的身躯，象一面墙似的护住我。大声喝道：
“谁敢动小胡的一根毫毛，我就砸烂他的狗头！”
郑大哥攥紧拳头、曲起手肘，把到会的反派人物吓得一哄而散。
从这个事件之后，我再也不去理睬“革命”工作，但是厄运却并不愿意离开我。或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或许是运动的“深入”，在工人和干部的队伍中，一个又一个地被揪出来，假以各种罪名。有：国民党残渣余孽、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