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跑去买两块饼和我分享。我们边吃边走，还是她扛的布袋。
有一个星期日，母亲又留我吃早餐。早餐后，她领我一起上小桥市场，回来后，给了我两元钱。我再三推辞她都不依。我一回到家，就将钱交给舅母。舅母说：
“既然是会母给你的，你就留着吧！”
后来我用这些钱，到大桥头新华书店，购买一角钱一期的《时事手册》和几分钱一份的《活页文选》。
寒假前的总复习，在姐姐家的阳台上。正好母亲去乡下走亲戚，父亲在楼下看店，这楼上的世界就属于我们的了。
那一天，姐姐说肚子痛，用拳头顶住腹部，挨下阳台，艰难地在床上躺下。我紧随其后来到她的床边，问她需要什么。她说要喝水，我总算有了帮助她的机会。我打来了开水，捣动凉了递给她，扶她起来喝了水。她再次躺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我忍着痛，不吱声，也许这样能减轻她的痛苦，那怕再痛，我也心甘情愿。
在我的眼里，姐姐无疑是一尊女神。当我忍不住要说粗话的时候，她只要一瞪眼，我那半截话就会缩回去。
姐姐值得我佩服的地方很多。她的一颦一笑，我都看着顺眼。她还会做树叶书签，会用樟树的果实制作绒球，还会用钩针勾织装樟瑙丸的小网袋。
姐姐总喜欢打扮我。她会用小梳子整理我的分头，并抽下她头上的发夹，卡住我眉前的长发。我们到倪碧筠家去，姐姐拾起落在地上的白玉兰，插两朵在我胸前的口袋上。
西河的夏令营，买柴、买菜，借行军锅、淘米、做饭，全是大同学在操劳。菊英姐姐就领着我们小同学，做各种游戏。我们在河滩上堆沙堆，建小屋、挖坑道、筑碉堡……，在水里打水仗，摸蚬子。姐姐还领我们到村子里访贫问苦。
西河边上有一处林子，姐姐领我们在林子里打游击。
林子中间，有一处常青蒺篱围成的花圃。花圃里种满一畦畦的茉莉花。幽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姐姐领着我去推开竹篱门，走进守园人的屋子。她说这园子是她的一个亲戚看管的，随口就喊大姨什么的。姐姐的亲戚出来了，给我们沏了茉莉花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闲扯。姐姐出去一会儿，就捧回一大捧茉莉花来。她向亲戚要了针线，把它们穿起来，做成一串花的项链。姐姐把我拉到身边，将项链套在我的脖子上，一双巧手摆弄着我的双肩，左右端详，象摆弄她的洋娃娃一样。
姐姐是个好姐姐。她的温馨，她的关爱，她的美丽，及她的欢声笑语，都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在我此后的顺境、逆境中，时常伴随在我的甜蜜的梦中，给我留下深深的怀念，留下绵绵的回忆。
我思念家乡的西河，
在洪山脚下流淌着，
你清粼粼的水波。
你淘尽了，我们
多少艰辛、多少苦难，
多少坎坷、多少折磨……
在你悠长悠长的岁月里，
它只不过
是一些小小的、小小的旋涡。
我思念家乡的西河，
在魂系梦萦里徜徉着，
我欢快赤裸的双脚。
从茉莉花丛里沁出了
多少馨香、多少温情，
多少憧憬、多少向往……
在你悠长悠长的岁月里，
如点点繁星
在你博大的胸怀里闪烁。
8
市政府要在北门修建登云水库。寒假其间，学校得到三百个义务工名额，发动同学们报名。我也报了名。在审核资格的时候，我即将被淘汰，因为我年纪太小，还不足十四岁，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我通过姐姐据理力争。我说我年纪虽小，可天天在菜园里劳动，能挑能扛。最后还是让我参加了。
出发的那一天，在大操场集合队伍，三百名中我排在最后，也是个子最小的一个。但我并不气馁。我昂首挺胸，迈开大步，紧紧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后面，和着他们的歌声，唱起《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
为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这首歌在此时此刻虽然有些文不对题，但毕竟充满着朝气。队伍踏着矫健的步伐，伴随着歌声，一直开进北门外的登云村。在工程指挥部统一安排下，同学们分成几拨，分别住在登云小学、较大的民房和祠堂里。我们就住在祠堂进门的左边厢房里。看见大同学在煤油灯下写写划划，我逼着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写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写入团志愿书。我要他们告诉我怎么写，自己也学着写。在完成我们的任务之后；我将志愿书交给姐姐（她已经是团员）；由姐姐转交团支部。当时我们初二甲班入团的多，单独成立一个团支部。
年岁大的都入团了，少先队员相对减少，我被推选为中队委员。
1956年10月15日，新一批团员张榜公布，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团委书记叶茂春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具风格的团课。他以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为蓝本，厦门地下党吴七等同志组织秘密劫狱的故事为主线，声情并茂地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不拘谨于讲台，而是在舞台前来回走动，充分运用肢体语言，将故事演绎得活泼生动、扣人心弦。
10月31日，新团员在礼堂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从此，我成为一个正式的青年团员，加入迎接团改名的行列，完成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光荣使命，自然脱去红领巾，解除了少年先锋队中队委员的职务。
三年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初中毕业了。全班同学在工人文化宫的文艺楼前合影拍照。初中生活到此结束。
报考高中时，我想尽早参加工作，独立生活，就去报考福州师范学校。也是机遇不凑巧，这一年各种中专停招新生，大家都集中去师范学校，结果许多考生都落榜、转录他校。我也被福州四中高中部录取。
和我一起录取福州四中的还不少，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只知道菊英姐姐在高一⑶班，我在高一⑷班。我的教室在楼梯口，姐姐在我的隔壁。
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和姐姐之间，那种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心情不复存在了。上学、放学，姐姐不再需要经过我家门口。虽然姐姐就在隔壁，上下课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我也不再到姐姐家去做作业了。每天菜园子里都有新鲜蔬菜出售，都有现金收入，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家里也点起了电灯。
我和菊英姐姐的金兰姐弟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以后的许多年，都没有再见面。但我总是在心里，时时缅怀那一段清纯的情结。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六章《初入人世》。
第六章初入人世
进入高中后，反右派斗争开始。胡振铎不知所以，辍学务工。
他进入福州纸厂，先在机械制浆车间的调木工段。大炼钢铁开始，每天做工十二小时。大锅饭带来大浪费，接着是浮夸风等造成的经济困难。交友不慎，使他陷入囹圄六个月（虽然1986年改判无罪，但所造成命运的多舛，却无法改变）释放后在街道学做泥水杂工。1962年修建国防公路，参加台江三中队，在永太、闽清等地段筑路。1963年9月，自闽清完工回家，大病九天，无医得愈。
1963年10月，沙县国营农场来福州招工，胡振铎毅然离家。
1
还在初中的时候，贾端生就邀我去工人文化宫。我们特别喜欢去图书馆。由于去的次数多了，与管理员萨仿鹿伯伯和张步良叔叔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允许我们进入库区，随意选看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张叔叔那边都是技术、工艺类图书，萨伯伯这边都是文史地、艺术类图书，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萨伯伯这边帮忙。
他们两人都写得一手好字。张叔叔擅长各种美术字体，馆内的新书宣传、时事宣传栏等，都又他担当；萨伯伯擅长毛笔正楷，一些濒危的古籍，则由他修缮。我跟在萨伯伯身边，有时也帮他抄写，那工作是需要十分的耐心的，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进了高中以后，不再去姐姐家了，更多的课余时间都在文化宫。文化宫的文艺馆、第一礼堂（电影院）、第二礼堂（剧院）等群众文化活动场所，都有象我们这样不需报酬的义务工。后来为了加强管理，将我们召集一起（有二三十人）开了个会，宣布我们为正式的义务服务员，发给我们一面胸徽。并定下我们的义务和权利。就是：在群众入园活动的高峰期，要忠于职守，积极帮助正式员工做好接待和疏散工作；高峰期过后，有权进入各娱乐场所，免费借阅图书、观看电影、戏剧及参加其他文娱活动。
1958年，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特殊年代。各行各业都能突发奇想地大放“卫星”。
“卫星”代表着一种创举，实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苏联可以发射人造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放“钢铁卫星”、“水稻卫星”、“红薯卫星”呢！有这样一句“豪言壮语”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于是，在平均亩产三四百斤水稻的地里，创出了亩产二万一千多斤的奇迹……。钢铁的产量，也要在一年之内创造历史新水平，赶超英国、美国。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五年计划看三年，
三年之计看头年，
我们赶超英国
用不了十五年。
十五年，十五年，
嘿，嘿，十五年！
伴随这些豪情壮志的，是文化艺术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美国家的许多电影，被介绍进来；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都被搬上了银幕。还有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的游园活动，民间文艺也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这段时间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文艺素养。我几乎每个星期，能看上七八片电影，二三场地方戏、话剧、歌剧等。
我突发奇想，就是在大表妹上学、奶奶外出的时候，将自己关在奶奶的前屋，用三五天的时间，改编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梦想有朝一日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