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它提供掐好的菜，可以免去他们一些劳作。舅父还在园子的一角，用木板搭盖了一个简易猪圈，捉回一只小猪养着。可是刚养到不足百斤，就得了病，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舅父请人给宰杀了，几十斤猪肉糟的糟、卤的卤，足足吃了两个多月。
班主任对我特别地照顾，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每月都给我乙等助学金（7元），连暑假、寒假也补助。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每月的收入并不太少，但我的学杂费还是全免的。而且，课本也能省则省。如初一年到初三年使用的《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初二年用的《世界近代史》等，都是到废品收购站买的。初二年的《语文》买不到，只好自己抄。上学则一年四季打赤脚，衣裳也仅仅遮身御寒而已。
那时候，家里还没安自来水，也没花钱到斜路口去买四分钱五担的自来水。而由我每天到小桥头去挑河水。小桥头的河水有涨有落，我们必须算好平潮的时间。因为开始涨潮，水流急，从闽江口涌进大量泥沙，水质差；退潮时，从内地带去大量垃圾废弃物，水质更差。只有在临近平潮前的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水势平稳，泥沙已沉淀，污物未出来，水质最好。
舅父教我计算每天的平潮时间，以便确定什么时间去挑水。大体是这样的：以农历每月的十五、三十为12点（晚间相同，即每天有两次平潮）平潮，每过一天，加八个字，即40分钟左右。如初一是12点40分钟左右；初二是一点半；初三是两点二十……依此类推。
除了挑水，还要洗衣服。在隔壁的井里打水洗衣，大概两天就要洗一回。如果遇上洗衣的人多，空不出地方；或者干旱季节井水匮缺，我就要挑着整担的衣物，去小桥头洗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做着妇女所做的事情，自然引起大婶、大嫂们的惊讶和议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家的问话，只是默默低头不语地搓洗。她们看看对我问不出什么，就不再议论，反倒关爱地教我怎样打肥皂，怎样搓，怎样漂……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台湾蒋帮的飞机经常来福州骚扰，有时一天好几十架次。刺耳的警报声就时常响起，我们纷纷离开教室，到红砖楼底层或雨盖操场（下操场）去躲避。
1955年 1月20日，我们正集中在大操场上开闭学式大会。突然，蒋帮飞机又窜进来，在上空盘旋，警报声刚响过不久，随后就听到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我们立即从教室里疏散开来。有的躲到红砖楼的水泥楼梯底下，大部分散在乒乓桌附近，静观应变。好一阵子，飞机退走了。菊英姐姐拉着我的一只手，死死不放。她把我带到学校对面的基督教铺前堂，钻进教堂底层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已经有了不少人。又过一阵子，听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菊英姐姐又把我拉到大街上。我们先向舅父家的方向望了望，没有什么危险迹象，跑回家向舅母道了平安。姐姐又拉着我，一起去看火烧场。
此时的达道路已是满目疮痍、浓烟弥漫。原来密集繁华的果子衙、猪仔衙，已陷在一片火海之中。到处是断墙残垣，瓦砾焦木，满地的柑桔水果，还有刚蒸好、从屋里飞出来的年糕、芋粿，烧死的猪仔、鸡、鸭，电线杆上吊着被弹片割断的、苍白的人腿，墙上贴着斩断的胳膊。我们俩心情沉重、踽踽而行。看着一路令人心惊胆战肉跳的惨景，姐姐捏紧我的手，生怕我会发生意外似的，总不放手。我们到了一口大鱼塘边，好几台消防车围在那里抽水。池塘的水已经抽出一多半……。半个多小时后，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的舅母说：“外甥交给你了。”她才自个儿回上杭路协美正鞋店自己家去。
“一·；二Ο”大轰炸之后，学校发动各班级在大操场四周开挖防空壕。防空壕挖到一人多深，上面加上竹片制作的防护盖。在开挖过程中，在办公楼前的地段，突然发生地陷，塌了一个井口大的洞。高中的同学用手电筒照，发现底下是一个墓穴，顺着毛竹竿下去，横向进去，有门洞，进了门洞，还取出几块比我们砌房子的砖块大一半的浮雕花纹的青砖。他们将青砖送到历史教研组去，考证它是什么年代的砖、什么人的墓。结果没有公布。
新的学期开学后，学校召开控诉大会。控诉蒋帮毫无人性、残害普通老百姓的残暴罪行。高三年一位林×；×；同学上台发言，他全家叔伯子侄共24口，仅他一人在学校参加闭学式大会，才得以幸免，其他23口全部被蒋帮的飞机炸死。听了他的发言，全场群情激愤，口号不断。
为了避免因人员集中、疏散困难，容易发生意外，新学期实行早、晚两个时段上课。即：早上6：30─8：30；下午4：30─9：00。上午放学以后，作为自习时间。同学们按住处就近划分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小组由菊英姐姐担任组长，学习地点设在贾端生同学的家里。他那二层的小木楼光线充足、地点居中，一张方桌，一张竹床，加三四张凳子，足够我们轮流做作业和温习功课了。上午两个多小时，中途休息十几二十分钟，可以在门前空地跳绳子、踢毽子等，活动活动筋骨。
因为早上上学太早，一般人家早餐未便，有人发明了用保温瓶焖稀饭的窍门。具体作法是：将二两洗净的大米倒入瓶子中，加满刚刚烧开的开水，封住瓶口，第二天就成了稀烂的米粥。用此方法也可以焖绿豆汤，一般封瓶后五六个小时即成。我们家自爷爷去世之后，做早餐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身上。我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烧好早餐，吃了早饭，才六点钟，上学时间绰绰有余。这段时间，舅母也不再叫我清晨去菜园劳作，只有下午四点以前，去园子里帮忙。
下午四点半上课，来不及吃晚饭。只在去园子之前，舅母准备了一些绿豆汤、糖稀饭之类，原本是作点心的。我吃了之后，先去菜园干一会儿活，然后赶回来上学。但晚饭是吃不上了，只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后，才能吃到留在缽子里、早已冷得寒牙的稀饭，调一些酱油、藉着它的咸度，使你暂缓胃里的寒意。上床后，许久许久还暖和不过来。这个该死的蒋帮！
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福建空军基地装备齐全，可以应对蒋帮飞机的骚扰时为止。虽然仍有蒋帮飞机前来骚扰，福建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迎击拦截，将敌机堵在沿海以外。从此，警报声不再响起，一切恢复平静。上课时间也重归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操场的防空壕被填平。
4
国庆节前后，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前线三军将士写慰问信，感谢解放军叔叔
为我们保卫海防，使我们能在平安的环境里学习。慰问信从班级交到学校，再由学校集中寄给解放军。慰问信发出之后，不断有解放军叔叔的来信，分别寄给具体的同学。同学们时常到传达室去，查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特别感人的来信，学校还选出几封，镶嵌在办公楼门前的告示栏里，有的抄录在黑板报上。告示栏里还有高中同学，给苏联中学生去信后收到的回信。他们之间彼此用俄文、也用中文互通情感。
1956年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二О” 大轰炸之后的第一年，也是闭学式的日子。清晨，我顺着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人行道，往学校去。刚到文化宫大门的正对面，突然有一位同学拦住我，向我发问：
“你是胡振铎同学吧？”
我瞪大眼睛，心里充满疑惑，这个我并不认识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
还是对方的话，为我解了惑。他说：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是丙班的同学……”
他并没有具体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许他已经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把它留在记忆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接下来所告诉我的消息：
“传达室里有你的一封信，是中共中央寄来的。快去取吧！”他一边说，一边眼里放着光。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向他道了谢，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
我一路小跑，到了传达室，立即去挂在墙上的玻璃壁橱里寻找。寻找有我名字的信件。一遍，没有；又一遍，还是没有。我无奈地去问工友陈叔叔。因为，丙班同学决不会凭空造出有鼻子有眼的谎言，来蒙骗我。
“陈叔叔，”他没在意，有几个同学正围着他。我等待着可以发问的间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地，拿着自己的来信走了。我再次问他：
“陈叔叔，有我的信没有？”
陈叔叔终于注意到我了。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
“初二甲班，胡振铎。”
“没有你的信。”他回答得是那么斩钉截铁。
“不会的。有同学看见了告诉我的。”我并未失望。
“你再说一遍，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陈叔叔说。
“有同学说，早上看见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是寄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尽量将来龙去脉说清楚。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封信，寄给胡——”
“胡振铎。”
“对，对。胡振铎。”陈叔叔推推鼻梁上将要落下的眼镜，接着说，“让陈副校长取走了。”陈副校长就是陈汉章老师。
果然真有此事，丙班的同学没骗我。
从传达室出来，登上一级级的台阶，在两旁艳红的夹竹桃的欢迎下，我脚步轻快地穿过办公楼前的甬道，踏下几级台阶，就到了红砖楼的第一间教室。那就是我们初二甲班地教室。
我刚走进教室不久，就响起了电铃声。扩音器播放即时音乐，并不断插播开会通知：
“同学们，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各班请按指定地点站好。队伍集合好的，可以就地坐下。”
丙班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忽然，一个灵光闪入脑际：会不会是我的那一篇刊登在黑板报上的作文呢？一定是，肯定是！
那是这学期开学时的事情：
那天晚上，学生会组织放映两部影片。什么片名已记不清了，好象是《列宁在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