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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同志们，冲啊！”
同志们迅速起身，抓住敌人机枪暂时停歇的片刻，冲到敌人的面前，俘虏了敌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马特洛索夫却壮烈牺牲了。团长心情沉重地抱起萨莎的遗体。全体官兵肃立在雪地里，面向萨莎，摘下了钢盔。
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被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嘉奖为苏联英雄。他所在的团和连，被命名为“马特洛索夫团”和“马特洛索夫连”。并决定，在连队每次集合点名的时候，首先要报萨莎的姓名，然后由列队第一名的战士，来简要叙述马特洛索夫的英雄事迹。
“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
“到！苏联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一次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机枪枪眼，为大队进攻赢得了时间，使战斗取得胜利，壮烈牺牲！”
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事迹，影响了许多后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英雄黄继光，就以他同样的事迹，为后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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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之前，需要出版一期黑板报。林昭英老师一早把我叫去。我到了她和她姐姐同住的大房间门口，轻轻地叩响房门。里面传来昭英老师的反问：“谁呀？”我立即一声：“报告！”显然，她已经听清是我的声音，出来开门，让我进去。她姐姐不在家。桌子上摆满了桔子、柑、花生、糖果等。林昭英老师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桌子边坐下，用她那带着浓重鼻音的语气，对我说：
“来，吃水果，吃糖果。”她掰开一只桔子，将桔瓣放在我的手里，接着说，“吃吧！这是老师们凑份子买的。大家都有，我也分了一份。吃，尽管吃。”昭英老师又从小缸子里掏出花生来，往我上衣的两个口袋里塞，塞得满满的。说：“还有花生，多装点，回去慢慢吃。”
昭英老师和她姐姐，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那分情，那分爱，我只是把它藏在心里。几十年了，不知道其他孩子有没有去看望她们，但我始终没有去看望她们。我只是把她们对我的爱，藏在心里，默默地缅怀回忆，让爱的种子在自己的心田里，生根、发芽，能开花、结果吗？不敢说。
昭英老师将元旦一期黑板报的稿件交给我，我就去找林茂同学，商量怎样排版和插图，开始忙碌起来。
周厝巷一号，我们的近邻，原来是一座破庙，被我们买了下来。我们把连接传达室和办公楼之间的围墙拆掉，直接使用原房屋的围墙，并将它修好。将通向破庙的甬道平整好，甬道两旁，摆满花草，一直通向破庙。破庙则被我们改造一新，圆柱刷上红漆，变成一间游艺室。有图书、各种棋类，体育器具等。
元旦那一天，几挂鞭炮响过之后，游艺室开放了。借书的借书，借棋类的借棋类，有在那里现看连环画的，十分热闹。此后，游艺室按规定在星期六下午半天和星期日全天开放；其余为周一、三、五的晚上七至九点，让学生到这里来借书、还书。
教养院还发动同学，以班级的名义，给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不久，我们就收到志愿军叔叔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的字，写得十分秀气。一定是一位文化很高的叔叔写的。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他对我们的无限关爱。昭英老师挑选了几封，在黑板报上刊登。
看到六年级同学玩一种叫“国头国仔”的游戏，很感兴趣。到了六年级，我们也学着用旧课本和作业本，折叠糊成 128开、如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牌。选一些常见的国家，取一张作为“国头”，写上它的首都和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再取四张牌，分别写上该国的这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游戏开始，将牌洗乱，参加者轮流取满12张牌。然后决定谁先叫牌。凡手中据有“国头”的，可以呼叫该国的城市名，也就是“国仔”，手里有“国仔”的，应该将牌放出来，交给据有“过头”的。被叫出牌的一方应将不足的牌补足。这样轮流叫牌，最后确定，谁拥有最多“国家”的得胜。
“国头国仔”游戏的发明者是谁，无从查考，但它对学习地理知识确有帮助。特录于此。
1954年初夏，六年级下学期即将结束了。舅父接到儿童教养院的通知，到院里来了。有同学告诉我，说我舅父来了，我根本不相信。当我到办公楼的会客室时，舅父和教导员已经谈了很久了。我一声“报告”，得到教导员应许，进到屋里。教导员指着一张沙发，让我坐下。继续他们的话题。大意是：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因此要实行增产节约的有力措施，精减压缩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的开支，也是措施之一。现在我小学即将毕业了，希望我唯一的亲人——舅父，能够将我领回去。继续升学或学手艺，政府都不会撒手不管，仍然会给适当帮助的。
他对舅父说：“你现在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建设国家，人人有责。希望你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儿童教养院在七月一日前放暑假，你可以在七月一日至十五日这段时间，前来办理你外甥的领养手续。
舅父的织布生意破产后，经人介绍，进入福州造纸厂。他年轻时学过的钳工手艺，正好派上用场，被推荐到机械制浆车间作机械维修工。舅父当了工人以后，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领导的器重。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热心。他喜欢自编自演福州评话，将先进人物的事迹，在文艺会演中演出。他不但在厂区各车间之间表演，还参加厂际之间的交流，到港头工人俱乐部去演出。据说，他还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呢！
有着以上这些因素，舅父爽快地答应了教导员的要求。在七月二日，到孤儿院办理了一应手续，将我领回了家。
以后的命运如何？有升学再造的机会等着我吗？请看第五章《金兰姐弟》。
第五章金兰姐弟
胡振铎考取福州第八中学。此时舅父不再经营织布作坊，改租地种菜了。当然，他得一边读书、一边挑水浇菜、卖菜。
一个孤儿，在学校享受免交学杂费、助学金，得到政府和老师的关怀。又结识了一个助人为乐的姐姐，使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其间，经历了1955年蒋帮对福州的大轰炸，目睹达道路繁华街区在顷刻之间夷为废墟。学校上课时间改为早晚两个时段，以避免人员的过度集中，减少危险。福建空军基地完善后，蒋帮飞机被堵截在沿海地带，福州平静了。学校恢复正常上课时间。
为了表达对前线解放军的感谢，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胡振铎在姐姐的家里做作业（因为舅父家用不起电灯），想起给毛主席写信，得到姐姐的支持。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室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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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儿院两年之后，回到舅父家里。舅父家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91岁的祖奶奶去世了。姨姨也出嫁了。嫁给正对门的做伞骨的师傅。姨父也是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单身一人。他为人忠诚老实，是谁牵的红线，只有大人知道。
姨姨结婚那一天，舅父为我向孤儿院请了一天的假。让我回来给姨姨做“小舅子”。随着迎亲的唢呐、十番队伍，到拐角处姨丈的远房亲戚家里，迎娶新娘。权当那是姨姨的婆家。三亲六眷忙忙碌碌，中午在舅父家吃了便饭，接着操持晚宴。
如今的“小舅子”都有红包。红包的份量，从三五十元，涨到三五百元，甚至三、五千元。所以，没有“小舅子”的，就找自家的儿孙充任，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小舅子”。为的是不让红包肥水外流。当时那个年代，有没有红包，我不知道。即使有，对我也没用。只有九泉之下的舅父、舅母知道了。
午饭过后，我睡得昏昏晕晕，一次又一次想起来，又睡过去，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急着要赶回孤儿院去，大人也不再留我，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再说，从横街步行走到下渡周厝巷，至少也要三个多小时。晚了怕赶不上吃晚饭，大人也没给我乘车的车费。
真正离开孤儿院，回到舅父家里并不惬意。舅父每个月56元固定工资，要负担全家七口，不太容易。后来联系租赁了达尝堂近二亩的废弃房宅地，垦荒种菜。我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大礼拜回来，也参加了垦荒。
说是垦荒，并非开垦腐熟的土地，而是从成堆成堆的瓦砾中，寻找那被遗忘的熟土。我回到家时，还有一小半的荒地没开出来。每天除了三点半起来，到园内的小池塘担水浇菜以外，就是继续开垦荒地。舅母用山锄开挖，每刨四五下，就要蹲下来，拣拾瓦砾。这样，一米宽、十二、三米长的菜畦，至少要四五天才能开好。可见它的不易。
达尝堂是富裕之家，对这片废弃地并不在意。到年底，去送租金的时候，我也跟了去。他们仅象征性地收了我们二十元人民币。这区区二十元，对他们如九牛一毛，可有可无。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承诺，一种应许，一种获得垦荒种植的契约和权利。
上午垦荒，到九、十点钟的时候，舅母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去铸鐤湾买油炸芋粿。好大的一块，娘儿俩一人一半，足够充饥，可以干到十一点左右再回家。
我当时才十二岁，挑水的水桶是烂了底、经修桶师傅整修过的，比正常的水桶短了一截，打满水也只有七八十斤。孤儿院回来正值暑期、夏天，小池塘里的水渐渐干涸了，涌出来的泉水不够用，我们要到园北角去打井水。对于娇嫩的小白菜来说，清晨、傍晚给它浇灌清凉的井水，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以防止它因闷热而滋生蚜虫。但是，那么大的菜园子，每天要浇灌百十担井水，就十分劳累了。
我也帮助舅母掐空心菜或甘蓝菜。因为不知从哪里下手，常常遭到舅母的唠叨。还是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