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祥，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瓤。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题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便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就这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三千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十八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W//RS/HU）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感慨：“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作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优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于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盏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第七章 补遗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巴黎答客问
本篇访谈裉据本书作者2004至2009年间的数篇谈话整理而成。一部分内容来自作者在巴黎寓所里与友人的闲谈，其余部分辑录于近几年间作者分别接受《南都周刊》《南方周末》《大江生活城市周刊》以及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丹麦《政治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境内外媒体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
【从鲁迅到胡适】
问：中国人谈二十世纪，绕不过鲁迅与胡适。有人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少数堪与鲁迅比肩的大师，你怎么看鲁迅与胡适？
答：在关天茶舍回一些朋友们的拈子时，我谈到鲁迅和胡适不是一个境界，引来不少争论。有位网友读后说我运笔如龙，回答精彩，但也表示“看待胡、鲁二人，实在不须是坐翘翘板：把一人顶起来，就非要压下另一个去”。这点我是赞成的。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区分胡、鲁二人，不涉及各自的人格。在我看来，鲁迅更多是孤立、否定与苛刻，而胡适则是合群、建设与宽容。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宽容，而不是“一个也不宽恕”。
我推崇胡适不只是为了怀念他，还因为他对当今中国的济世功用。逢无疑问，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混合体。一个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位一体”的怪胎。当今中国如何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文明政治、轻松生活，我认为有两个要件：一方面要保守已有的现代，另一方面需要现代、后现代文化瓦解前现代的消极的东西，就像网络文明正在无孔不入地瓦解专制主义一样。众所周知，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宽容，是多元化，是胡适先生晚年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此一层面，“鲁迅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李慎之先生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的理解是，“二十世纪是流血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流汗的世纪”。前一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后一世纪是改良的世纪（我把它理解成真正的革命）；前一世纪风雨飘摇，终点回到了起点，基本上宣告失败；后一世纪需要大家的耐心，需要多一些坚定与坚守，甚至包括无可逃避的忍辱负重。不要像庸俗短视的革命家一样，盼着在有生之年看见革命的一切成果。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驶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但之于中国的贡献，也许不如一位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有了下面的结论：我们这代人，与其拿着主义去“争夺青年”，还不如脚踏实地，像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他们修筑的同样是政治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就像马尔罗所说，真正有济世精神的人，会忙于修建公墓与图书馆，而不是忙于革命。
【在光明中失明】
问：启蒙是否结束？什么是真正的启蒙？
答：有一次坐在索邦内广场的雨果塑像下面和一个德国学生聊天，她对我说，在西方，启蒙结束了，大家整天好像没有什么事，不像你们中国，危机四伏，德国人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儿呢！
启蒙结束了呜？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基础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受挫让启蒙运动陷入困境。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并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我以为，人类除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外，没有其他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和启蒙时代的主义论一样，在这个追问下双双破产。一方面，宏大叙事颗粒化，每个人的精神都还原到最朴素的境地；另一方面，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这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汇合成一组宏大叙事。它将击破空洞与虚无，人类会因此团结。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代替我选择食潜。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