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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所列的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名列“榜首”，其次便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政敌，也宣称他们已掌握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在双方的追捕下，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宋在香港开太机场走下飞机，穿着双排纽扣的普通服装，戴着一顶汉堡帽，提着他心爱的手杖。他西服的翻领上挂了两排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的勋章。他的妻子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着貂皮大衣，戴着墨镜，使人看不见她哭肿的双眼。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也许“TV”宋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为“国舅”，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权长达二十多年，有功于“党国”，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由于教会的关系，宋子文早年去美国读书，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曾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等合办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亏了本才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4年至1925年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
做为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开支，主要靠宋子文筹划。宋子文是怎样给国民党政府搞钱的呢？当然主要是靠借贷和加税两项。
从1927年到抗战开始的10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国库券大小共有32种，最少的500万，最多的5000万、l亿，合计10亿以上，至于外债，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5000万美元。
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于官吏，甚至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得厚利，但却不愿意借钱给官方。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化，人事一有变动，就没有人负责了。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却能发行几亿元的国内公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一面又借新债；另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这里先插人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相通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发药房、九福制药厂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财主，上海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其他企业也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企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是一个有本领的“理财家”一样。
黄楚九起家时没有钱，便选择了一位有钱的债主（据说是一位富孀），向她借了20元，约定三日内归还，这笔钱黄楚九放在家里没有用，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隔了一天黄再向债主借50元，约定第五天归还，到了第四天就去还了，这样慢慢建立起信用，借款的数目就从100元、500元、1000元。。增加上去，一直到2万元，黄楚九就用借款盘下了一家艾罗补脑汁制厂。从此他继续扩大事业范围。一面在实业上用厚利吸引投资（除利息比银行大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如香水、肥皂之类的礼品）；另外他采取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利息比别家银行高出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取款（那时上海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银行，大大方便了赌徒），因为利息大，手续方便，存款不拘多少，所以很多市民也去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这些办法吸引资金，扩展企业，坐享高额利润，过着奢侈生活。他死后，虽然宣告破产，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和黄楚九取得资本是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国内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的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大都是上海银钱业的所谓“金融巨头”，如钱新之、徐新公、李馥荪、徐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他们在官方的金融机构中兼上一个名义，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一层保障。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因为公债的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当局发行的公债虽然利息多的只有8厘，比市场的利率低。并且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算，年息8厘的也只到年息8。4厘，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上则利息大得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几乎都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照市价结帐，所以银业所缴的财政部所实收的款子，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这样，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8厘，10年还清，市价是六析（按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公债100万元，其逐年的利润则是：最初一年利率最小（2分），最后一年则高达8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时少还本，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3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和库券。年限少于10年，折扣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利率还要大些。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8厘到1分（活期仅4厘到6厘），放款则为1分2厘到1分6厘，很少超过1分8厘的，至于高达2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的利息与放款利息的差额，这里计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500万元，平均存息为9厘，全年付出利息45万元，如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1分4厘，全年收入利息70万元，收支相抵毛利25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15万元，则该银行的纯盈余为10万元。如果把这500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115万元，付出存息45万元，毛利为70万元，还可节省开支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还有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是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就行了。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也为55万元，较放款给工商企业增加利润45万元，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旧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把社会上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游资吸收了绝大部分，以供内战之用，或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产业界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感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