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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使金价相应上升，因为投机者已转到黄金生意方面来了。孔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他还免征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即使如此，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为了避免破产，南京政权又一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且为了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想出个法子，使银行界从此就范，一劳永逸。蒋介石认识到，尽管不大甘心，他再次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活动的假牙，把宋子文找来。蒋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可是达成的这笔交易，却是“直截了当”的无情的买卖安排。
蒋介石有权而无钱，宋子文知道如何搞到钱，但是再也不能容忍蒋。孔祥熙将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他们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一项协议，宋则继续作他的私人金融家，但随时可为蒋、孔出谋划策。与往常一样，他们三个联姻兄弟将得到杜月笙的幕后支持。杜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他们通力合作，就会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宋子文将受命控制国有化后的银行。他在这一位置上，将能与孔祥熙在财政部搞得那些古怪名堂相抗衡，并且可以制约蒋在财政方面的过分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银行大接管。此次密谋的白脸就由孔担任。其实上海私人银行家们已经把孔看成白脸了。宋躲在幕后，给孔出主意。
首先于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这样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抗议之声四起。但是抗议无济于事。实施中，南京并未全面强制推行新的储蓄银行法，而是有选择的，带有惩办性地执行。
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多少是由蒋个人控制的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尤其是拥有万贯家产，精力充沛的张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张嘉璈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张嘉璈一生大部分时光致力于银行事业，现在为了挽救他的银行的独立性，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执有的南京债券。张此举恰好与孔发生顶撞，孔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
孔祥熙毕生头一次谨慎从事。假如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失去信任，那么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举将毫无意义。1935年2月28日，在有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蒋坚持主张大接管照常进行。
孔样熙立即发动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他与愁眉不展的实业家分别谈话，含沙射影地说，中国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大银行家们招来的，这就是为何商人得不到贷款，银根紧缩，利率如此高的缘故。他们忧心忡忡，为惨淡的金融前景担忧。孔与宋霭龄自掏腰包，慷慨地款待这些容易上当的上海实业家，并且离间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随声附和，杜月笙也出来帮腔。
3月，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和孔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项建议，让别人听后，仿佛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许多银行家都为会议的调子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他貌似有理地说，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一俟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力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
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详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孔样熙是用他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四家银行受权发行新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