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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第一个小波澜是他的《一天一点爱恋》，为梁朝伟写的歌。但他在台上用了两把木吉他，爵士乐的编排，歌曲脱去了很多旧有的俗气。当然，整场的高潮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上海的小资情调非常契合。我感觉他的编曲能力很强，但歌词相对局限一些。比方他整个爱情的参照系就是天长地久、红尘、年少，这些套路型的词语，造成创作上的惰性。最后他唱了首新歌，叫《中年男子》，很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一个诗意褪尽的中年人的调侃之作，略显空泛。想迎合新时代的玩世不恭，但听起来不如当年那种情深意切，更能击中人心。
周治平后面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海角七号》里的范逸臣，他的乐队迪曲一样快乐的前奏响起，我想周老师还是不要徒劳地追赶时代了，落伍也是一种风格，只要你坚持得够久，时代的审美还会转回来。
错中动人的柏邦妮
柏邦妮写剧本，写小说，是博客名人。
听邦妮说话，仿佛跟国手打乒乓球，乒乒乓乓，搞得你手忙脚乱。她是那种大悲大喜型的人，大红大绿，让人担心再过分一点就土包子了。第一次参加她的新书见面会，底下坐着很多文艺小男女。邦妮说得正兴高采烈，突然来个急转弯，说：“其实，我小时候是很自卑的。”然后就无语凝噎起来。坐在下面的我有些尴尬，台上的她倒是自然而然。后来相处多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她的常态。
某次，绿妖、邦妮和几个闺密在客厅开妇女大会，我进卧室换衬衫，邦妮举着一件新衣服尾随而入，“周老师穿这件”，然后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等着看我脱衣服，弄得我又尴尬了一次，多亏绿妖进来解难。她觉得自然，你就心虚自己太不自然。
一个人掉到水里，一定很狼狈，而一条鱼跳起来又落下去，就很优美。某种情况下，邦妮就是一条鱼，而我们只能是岸上替鱼瞎操心的人。瞎操心就是以爱的名义互相伤害。她和男友分手了，回家养伤，临回北京，父亲送行，正言厉色教训她：“你这几年是彻底的失败。看谁谁找的男友把全家都带到美国去了。”邦妮对她爸爸报以不可克制的怒吼。在北京漂过的男女们，都曾和自己的爸爸这样吼过。爱并不享有特权，在外尝尽人情冷暖，回家还要受父母爱的责骂，这样的爱少一点更好。
邦妮回来了，买了大房子，在书房里勤奋地写剧本，忙着健身减肥。买房子的女人，是对男人世界的温和宣战。本来，邦妮接到了一个大活儿，能赚几十万，定金都拿到了，她忘乎所以要在北京买房子，等房子也看好了，那边对她提出了一些苛刻要求，大是大非面前，谁能文艺到底呢？邦妮退了定金，自己借钱交了房子的首付。年轻啊，能踢能咬，北京跟莫斯科一样不相信眼泪，必须又文艺又坚强才能在“帝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可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个不讲理的老爸，他强壮时，对你瞪眼睛，你哆嗦着反抗；等你强大了，对他又不忍割舍。你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写成小说编成剧本，把那些曲曲折折的生活印在纸上，像一册有关自己生命的手绘地图。
另一次妇女大会，我作为家属列席。我大言听人说话的声音，就能判断该人最近的生活境遇。邦妮凑上来，叽哩哇啦地讲了几句，我喝得高了，耳朵也不大管用，对她说：“桑格格，你声音暗淡，最近有不顺心的事情吧。”这下闹笑话了，有素材了，邦妮编成段子逢人就讲，趁她还没写进文章，我先下手自我出卖一下。
暂别“南都”*
2011年年初，我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专栏“首如飞蓬”。小小自留地，笔耕一年，也收获了些萝卜白菜，满足口腹之余，还能和三两朋友分享，已经很欣慰了。如今，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找个角落猫冬过春节，捎带总结一下短暂的专栏生涯。
“南都”是中国媒体的前沿哨所，上了这条船，你会感觉到时代的风雨扑面而来。
我写过大作家史铁生去世、日本地震、鲍勃·迪伦（BobDylan）来华、动车事故、校车灾难、保护方言，写过众多歌手的传奇故事，写过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台港巡演、初到新疆，天南地北，五味杂陈。回看来时路，我们拉着衣服扯着袖子相跟着，走过了一山又一山。我们在共同努力争取说真话如嗑瓜子的时代早日到来。
一个歌手写专栏，总是有点不务正业，每每彻夜大酒，凌晨，忽想起专栏在即，便如冷水浇头，马上酒醒。到了国外，手机关机，正乐不思蜀之际，编辑网上留言催稿，立马感到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伸出大手拍你肩膀，让你须臾不敢忘本。我的编辑侯虹斌，真是个尽职尽责的催命编辑，如果有些稿子写得还可以，那也是被她催逼出来的。感谢她一年来的短信、邮件、微博、私信，就差电报催稿了，让我这个行踪不定的懒作者在文字上收获颇多。
某次在广州乘出租车，司机认出我，主动攀谈，原来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他说，他经常看我在“南都”上的专栏。2011年年底，蒙牛牛奶再现质量危机，好多媒体为其辩解，重新镀金。听说“南都”毅然回绝了蒙牛的广告，为这个报纸写了一年专栏的我为此深觉荣耀，并庆幸有这样的良心媒体曾经陪伴自己一路同行。
末日之年，歧路虽多，然有爱者，终会殊途同归，神州很小，有心者定能再聚。
《春天责备》台湾版自序
我的书比我幸福，它就要去台湾了，还要在那儿长久地定居。它会被某个台大女生捧在木棉树下，或者在台南夜雨敲窗的小屋里，摆在一个东北老兵的案头。它会瞌睡着想起东北的沈阳、中街的“老边饺子”、大帅府。要不然就尘封在某个小书店的书架上，左边靠着痖弦，右边依着夏宇——此女飘忽不定，这下可无处逃遁了。我的书会一页一页地追问她，为啥不给我写序。
这本小书，前半部分是我当年居住在香山时写的短诗。那时我有小屋一间，前面几棵枯树，后面两座荒坟。夜阑人静，和猫头鹰与刺猬为伴，思考人类，玄想诗歌。后边是我下山后写的随笔，落在现实里了，举手投足都是大中国里的小人物的鸡毛琐事。最后是绿妖写的一篇有关我的小传，采访完她成为了我的女友，所以这篇报道写得既客观又有情。
我的书在大陆出版，已经发行了几万册。这次它远行台湾，临上路时，我还要千叮咛万嘱咐：我的文字到那儿可要谦虚谨慎。我的文字有北方老白干的粗洌，但台湾也有金门高粱酒。我的诗有会稽加饭的后劲，但台湾也有绍兴老酒。所以，一定要做一本低调的书。实在不行就自我打折。
最后握握手，再鼓励一下：莫愁前路无知己，海峡那边朋友多。
注：1．我有幸于2011年9月去台湾参加“流浪之歌音乐节”，顺便给我的书做了一些推广活动，第一天在台北的“一代佳人”海鲜大排档吃饭，那儿是台北文化人食堂，因为那里可以随便抽烟，并且把烟灰掸在地上是一种时尚。隔壁桌上就是朱天心和她丈夫唐诺。真巧，我在飞机上还跟绿妖说：“也许你在台北会看见朱天心、朱天文。”临走那天，我们跟出版社编辑聊台湾文学，张大春算一代，现在的骆以军也很红。结果，在去“一代佳人”的路上，编辑老师突然指着路边说：“看，那就是骆以军，带着孩子在过马路。他们叫他‘骆胖’。”
2．到诚品书店一看，自己的书旁边挨的不是痖弦，也不是夏宇，而是胡兰成。我的书中曾有篇文章讥刺他的文字是花拳绣腿，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3．本人曾与台湾著名诗人夏宇在北京有两面之缘，据夏宇说，她当年失恋，曾徒步走了一千六百公里，创伤还未痊愈，回台湾听了一天的《不会说话的爱情》，最终痊愈。当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我想托她代为写序。夏宇回信说，她看书都要把序撕掉再看，所以也从不给人写序。
三个不普通的台湾声音
陈明章，一个闽南语歌手，在台北诚品书店敦化店，我有幸看到他的现场。他刚推出一张新专辑《青春》。距他1986年为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配乐，已经二十五年。他弹着自己改造的月琴，嗓音依然纯真如赤子。演出完，我和他握手，他的手宽厚温暖，不拒绝所有的合影要求。
临了，我们互赠唱片，回到北京，仔细阅读他的歌词，感觉淡水呀，花莲呀，那些好地方被我带回家了。歌词页里，他说：“在阿美族中，‘Ho Hi Ya’与‘naluwanna’是最亲切的招呼语。从台东到花莲，花东海岸七月的丰年祭，不断地传来‘Ho Hi Ya’与‘naluwanna’的歌声。”
陈明章的好友林生祥，是一位客家歌手。我们曾搭乘高铁，转长途车，到了南方的美浓。这是林生祥的家乡。到美浓车站，向一位司机打听，他很了解林生祥，因多年前他在高雄开过书局，还帮林生祥卖过他的唱片。林生祥开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一个宽阔敞亮的客家式三合院。九十多岁的祖母在院里晒太阳。他三岁的小女儿午睡醒来下楼，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林生祥的妈妈曾是养猪专业户，养了一千多头猪。现在虽然洗手不干了，但对于买什么样的猪肉，依然是绝对的权威。她给我们做的猪肉甜甜的，散发着某种植物的香气。
饭毕，我们上楼，我弹他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