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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大炮吧。山炮比野炮轻，野炮比野战重炮轻……，越重则威力越大，但运动却越困难。越轻虽运动越便，但精度却越差，效力亦越小。炮兵在阵地上威风十足，但如在运动中遇敌时，又要“下架”“放列”，需时不少，倘猝遇敌人，措手不及，既拿不起，又拖不动，还不如木棒一条。并且一到夜间，则瞄准不易，运动亦困难。因此，它怕在运动中遇伏兵（特别在山地上），怕在夜间被袭击。
飞机飞得快，则载重不多；载重多，则飞行不快。又载得多又飞得快，则价值太昂，制造不易。载弹量既然有限，在飞行中命中精度又差，于是除对不动的阵地，可以大肆轰炸外，对流动分散的部队，就多无可奈何。夜间虽也能用照明弹补助观察，可是除对城市外，在大山丛林、广漠原野的上空，照明也照不胜照。并且飞机不能整天整夜飞在天上，当它休息在机场时，它还要人来保护它，警戒不严密，一根火柴，就可把它焚毁，于是夜间就成了飞机既不便进攻，又吃力防御的时候了。
坦克、大炮、飞机这三种兵器，是敌军比我军强的主要东西，然而它们本身都有缺陷，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害”。于是也都有办法对付它们。对付的办法：在作战的方式上，多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在作战的时间上，多选在夜间（或晨雾之下）；在作战的场所上，多选在山地及其他有利的地形。这就是我们对敌军武器自身的矛盾的利用。
（3）物与人的矛盾。物与人的矛盾，第一是人会不会或善不善于使用物；第二是人愿不愿使用物。前者属于军队训练，后者属于政治情绪。敌军训练诚然比我军稍优，但因为敌人进行的是不义战，所以敌军士兵作战的情绪不能提得很高，也就是说敌军的物力虽优，人的训练虽好，但人不大愿使用物，这是敌军的主要弱点之一。纵使敌方有法西斯的欺骗教育与武士道宣传，但其士兵大众终会觉悟，等到敌军士兵的觉悟逐渐普遍的时候，那些顶会使用武器的敌兵，都将不愿使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替他们自己的敌人打他们自己的弟兄。就在今天看来，敌军的人力显然比其物力弱，在火力战中，我不如敌；在白刃战中，敌不如我。这种矛盾，过去到今天都存在过，并且在发展着（敌军厌战情绪之扩大，反战宣传品之增多，缴械也比从前容易了许多）。我们利用这些矛盾，一则加紧敌军之瓦解工作，一则避免敌之火力机械与技术的长处，向其人力的弱处进攻。
（4）人与人的矛盾。这在敌军中，主要表现于官兵之间。在敌国内则表现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基本的矛盾——战争的需要与利益属于财阀、军阀，战争的牺牲与负担落在劳苦大众肩上——所引起更强烈的敌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斗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将战败的主要根源，这是我们进行瓦解敌军工作的客观条件。我们对敌军的宣传，战场纪律之整饬，俘虏之优待，敌伤兵之医治等，都是用来扩大敌军这一矛盾，使之崩溃的。此外，敌军与伪军的矛盾，也是我们应利用的。我们有些部队利用了这种矛盾，可以得到消息，可以争取伪军，可以掩护交通，可以便利地打击敌人。这里要求我们加强敌伪军的工作。
（5）人自身的矛盾。在敌人方面，敌兵一方面拼命作战，一方面则想念家乡。我们初看到敌兵的不肯缴枪，顽强作战，以为是“不怕 國霸丨死”，其实，敌兵之不肯缴枪，有种种原因，除了敌寇法西斯的宣传教育，武士道的传流，迷于初期胜利的信心……之外，有民族的隔阂，害怕我军杀害的心理，所以不缴枪，正是一种怕死的表现（其实他们在不义战争中，怕死是应该的）。近来华北我军火线上对敌军的喊话， 特别在要缴枪时，很收效果，整班整排的敌军，自愿缴械投降。这就是说，敌兵一面又不能不打仗，一面又怕打仗，想及早回家。这种矛盾，也是我们所应利用的。我们对敌伪的宣传，都应考虑到这点。
总之敌人的种种矛盾，都是围绕于其基本矛盾——敌国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而运动的。这些矛盾在其战斗力中所表现出来的，可利用作为我们战术的依据（敌军战术以至战略的一切变化，都由这些矛盾而来）；在其战争诸因素中表现的，则可为我战略的依据。我们应善于利用敌之矛盾战胜敌人。
至于我方，自然也有这些矛盾的（虽然大小不同，性质亦有些差异）。那就要求我们善于缩小这些矛盾，调和这些矛盾，而不予敌以可乘之隙。例如，为了消灭物与物及物自身的矛盾，我们应该加紧军事工业及一般工业的建设；为了消除人与物的矛盾及人自身的矛盾，则应该改善政治工作与军事教育；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则应该改善军队机构，消灭某些军队中的军阀制度，求得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及各军间的团结。而这些团结，都须以国内民族团结、坚持抗战、改良政治为基础。有了这种团结，减缩了我方的矛盾，就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然后才能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求敌之可胜”。
九、时间与空间
这里要讲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只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们时常听到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的重要，和“以空间换时间”的命题。有人说：“时间是中国之友”，有人说：“领土广大是中国 胜利的王牌。”到底怎样理解才对呢？
还在抗战初起不久的时候，一个奔逃异国的旧俄军官A。YakHONTфф在论“中国的机会”（原文见Cninatoday四卷二号，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八号）时说到“日本机构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地位和它的结果——内部情势。自然它对这种重压，可以支持某一个 时期，即使各国对它施行经济制裁。可是它绝不能支持到一个很长的时期，假如没有外援的话。自然这就是说时间是日本之敌而为中 国之友，危机的时间越长，日本获胜利的机会越少。”自然中国抗战如能持久，显然，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方 面。这里姑且不问Y君当时的结论是要中国以游击战为主，还是实际等于要中国放弃正规战；也不谈Y君的全文，只问“时间是日本之 敌而为中国之友”这一命题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这一命题只有片面的真理，如果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坐待日寇之灭亡。试问时间本身就能为中国产生抗战力量吗？时间一定不利于攻者而有利于防者吗？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曾说过：“当然国家由于历次的被打击，以致失败的例子，即本来应该是防御者护国天使的‘时间’，对于防御者反生有害作用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攻击者的意图，因为行动迟延以致完全失败的实例也是非常之多的。”可见战争之持久，不一定对防御者完全有利，也不一定对攻者完全有害；不一定是防者之友，也不一定是攻者之敌。因为时间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中，有些军队削弱了，有些军队扩大加强了。因为他们不打敌人，专事反共，欺压人民，压迫士兵，结果，自然只有瓦解。同样在那里坚持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出发时只有三个师十二个团（还留一部在后方）。而现在却能进行“百团大战”。一方消失抗战力量，一方增长抗战力量，还不都在这些年份吗？可见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先生送我们的 抗战力量来。
我们知道时间本身不能产生或消失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的产生 或消灭，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与否。时间对我国抗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洗刷腐败的反动的势力，培养新生的 进步势力，准备反攻力量。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斗争与締造的时间；然而时间本身不能生出抗战力量，只有中国广大的人民与军队才能生出它们。而要在人民与军队中生长抗战力量，只有坚持抗战、加强团结、改善政治，打击亲曰派汉奸的势力，限制顽 固派反进步的势力，发展抗战派进步的势力，才能做到。
有些人天天在喊“争取时间”，他们并不是在这争取的时间中积极地“自力更生”来培养抗战的进步力量，而是等待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国的援助。他们的争取时间，不是为了在这时间中力求进步，而是拖延时间，维持与保留旧的一套。他们在所争取的时间中也要发展力量，但不是发展抗战的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而是发展妥协的顽固的反动的力量，并且还要打击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力量。最坏的是还有亲日派的阴谋家，阴谋在这些时间里发动反共战争，以代替与取消抗战，以达成他们原来就要投降的目的。因此在“争取时间”这一抽象的口号下，隐藏着极不相同的内容：一种是为了中国民族与人民之解放而求发展抗日的民主的进步力量；一种是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求发展反动的势力；一种则是为了阴谋破坏团结，终止抗战，实现投降而求发展亲日的汉奸的势力。我们应该看个清楚。
在战术上时间的因素亦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无论新旧原则，都注重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那些被人横的各个击破或纵的各个击破的军队，就是因为力量分散于空间或时间的隔离中。很显然，总数较多的军队，如果分散于各地，或以不同的时间到达一地，就很可能被总数较少而集中力量的军队（假定质量略等）所各个击破。遭遇战“双突破”与“闪击战”中时间因素之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