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诱降；没有经济斗争，不能打破敌人经济的掠夺、封锁与破坏；没有文化斗争，不能打破敌人在文化上的欺骗与麻醉，没有各种斗争的配合，只靠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而武装斗争中的正规战还必须有游击战的配合，敌后游击战中，正规兵团还要游击部队以至游击分队的配合。各种斗争形式，围绕着主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才能取得胜利。单纯的军事抗战，绝不是“革命战术”。
另外，有人说革命的战法，“战略上不是打敌人的武力，而是打敌人用武力的目的，战术上不是要死守据点，而是要打死敌人”。战略上既不打敌之武力，而在战术上又要打死敌人，岂不是战术不服从于战略么？不打敌人的武力，而能打倒敌人用武力的目的，这真是唯心论的诡辩。在这种情形下，这一“革命战法”最近发展为，“以堡垒式的防御，对波浪式的进攻”。于是听说有人发问，这岂不违反“革命战法”的精神么？（据说革命战法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答复说：“这是对付八路军的”，于是“革命战法”也就寿终正寝了。
还有人说：“我们抗战中战术思想，应当建筑在哪一方面呢？我以为应当建立在精神方面……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必首先振作我们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把这种战术思想在心理上建立起来，在心理上充满了新战术思想，才能够运用新战术，才能收到战术的效果”（《陆大参谋》月刊创刊特大号金典戎“抗战中应如何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好了，心理上的新战术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到金先生心里去打仗吧！可惜敌人却在战场上。
为要打退战场上的敌人，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国防军，新的武力。孙中山先生说过：“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以拥护国家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北上宣言》）所以我们需要能运用新战法的革命军队。据孙中山先生说：这种“革命军的责任，是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之责任》），中山先生又说：“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三民主义是打破旧思想的主义》），“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以为公者与为私者战，胜败之数，奚待耆！？”（《军人精神教育》）这与斯大林所说“知道为什么打仗的军队，就是百战百胜的”有相似的地方。
这种能运用革命战术的革命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是百战百胜的军队。今天巳经有了活的榜样摆在抗日战场上，用不着在这里介绍，只要大家肯去学，学得多少，就能打多少胜仗。
八、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
这里要讲战斗力的构成，其内在的诸种矛盾及此等矛盾之利用。 我们的战术就是从此产生的。
战斗力直接构成的因素，是物力与人力的有机结合。
物力——兵器——战斗手段，其量与质，基本上直接决定于军事工业的生产力与一般的生产力（自然这种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由于现代生产力之发达，才发生现代兵器与战斗的特征，例如火器之自动装置的加多，摩托机械化部队与兵团、广大的空军、军用化学品、电气的通讯器材……等等的使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在上面“战争与经济的关联”中，已经大体讲过，这里不再详细分析它）。
人力——兵员——战斗中的劳动力，其量与质，基本上决定于生产关系，即决定于政治条件。
先说人力的量的决定。人力的量，不但决定于一国人口之多少，而且还决定于生产率与死亡率之多少，国民健康的程度，社会生产力之高低（工业发达的国家，其动员人数可达15％—20％，因战争性质的关系之影响，留在下面讲）。由于作战方法之影响，非武装的劳动者与武装战士之比例，及前方与后方人数比例也因之而变更（现代欧洲式的军队，加大了非武装劳动者及后方人员之比率）。由于战斗性质、政治动员（或征募或强拉……）之差别，所引起的投军之踊跃与否也各不相同。此外，装备之足否，粮秣之丰啬，干部之多少等，亦可使兵员数量随之而增减。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条件，多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也可说是属于生产关系的。
再说到人力的质的方面。人力的质，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因素，一是身体因素。
政治因素关系于：（1）战争性质（战争目的与劳动人民利益之向背）及战斗员对此性质之了解与否；（2）军队之机构、官兵之关系、军队之政治生活等。这是决定战斗员愿不愿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
至于身体因素：（1）劳动力的体力；（2）学习军事技术以至政治问题的领悟能力；（3）文化水准；（4）运动技术（如爬山、游水、超越障碍等）等等。这是决定战斗员之善不善于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由此可见人力量与质之提高，都要靠政治之改善。
一般说来，敌军的物力方面，比我国强。人力方面，则论训练，敌较我强（肉体因素）；论对战争的态度，我军本应强于敌军，但是许多军队却因军阀制度依旧存在，征募时之强迫，军队中政治工作之缺乏，反较敌军有法西斯教育者不如。因此一般说来，我国一般的军队仅有人力的优势一点。而这一优势，还仅限于生自我国人口绝对数之中（即四万万五千万。若与敌国人口比较，则为相对的多广而因政治的不进步，经济的落后，至今正规军还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一。这种数量，对在华敌军总数说，不及两倍（而目前政治条件下，战争需要我国多于敌寇五六倍的兵力）。对于我国广大领土之分布上说，亦嫌不敷分配。因此，相对地说，我军数量还不够多。我们需要更多的抗日正规军与更多的抗日游击队。而在质的方面，我们也应提高一步，无论在政治素质上（地方的政治动员与军队的政治工作、无论在身体因素上（如技术与文化水平之提高。南宁战役还有人提出士兵的识字问题，那已是抗战开始后两年多了）。只有提高我们抗日武装的质与量，才能转变敌我力量之对比，而达到反攻。
至于战斗力之一般评价，不可仅仅限于上述构成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本身。战争性质、作战地区、作战时间等条件，都会给战斗力在其作用表现时以若干影响。这在正义战中与不正义战中，将发生很大不同的作用（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反共战争中，总觉得其失败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一种地区上作战，装备强的军队，可能比装备弱的表演得较差；在一种季候一定地形上作战，战斗力强的军队，有时也不能十分施展其能力。因此，要求我们依具体的情况，及其必然的发展规律，来估计战斗力之高低。
根据上面的分析，虽然敌军在若干方面较强于我军，但是敌军战斗力仍然不可避免地保有多样的矛盾。这种矛盾给予我们利用之可能。我们的战术，就应该也曾是从发现与研究这些矛盾及其利弊中发展起来。
战斗力中的矛盾可分为：（1）物与物间的矛盾；（2）物自身的矛盾；（3）物与人的矛盾；（4）人与人的矛盾；（5）人自身的矛盾。
现在分述如下：
（1）物与物间的矛盾。大炮需要炮弹，坦克、飞机需要汽油，工兵需要工程器材（架桥、爆破、土工、铁路等器材），炮兵需要炮兵的器材（零件、驮具、弹药……）。军队越是现代化，弹药、燃料、器材、粮秣、被服等等之仰给于后方越多。这就规定了日寇从开战到现在，都不能不沿交通要道（大江、铁路）为主要的进兵方向，铺设公路为后方联络。因此，日寇对于我们敌后的游击战，特别是交通战，最感到头痛。过去往往一次铁路被破坏之后，敌方即发生几个自杀的士兵，其原因在他们的绝命书上说是“归路已断，无望生还”。我们利用这一矛盾，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战，特别是最近的百团大战，把四面的敌人交通截断，于是天险的娘子关被我克服了，井陉的煤矿被我破坏了，正太路被我毁平，沿路敌军被我全部消灭，晋察冀边区克复了四五十处大据点，敌军大部被歼，晋东南则克复过榆社县城，守敌亦全部被消灭。利用敌人这种矛盾，我们虽没有“三十个师”，却打下不止“ 一个据点”。
这一矛盾在全局上说：则表现在敌人的大军久战与其战费之支出，原料资材等之消耗等矛盾，形成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
（2）物自身的矛盾。一切兵器同其他事物一样，本身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也正因为这种矛盾的不断发现与克服，才使兵器获得改进。但改进了的兵器，又发生新的矛盾，这种矛盾绝对无法消灭。这就是所谓矛盾的绝对性。这种矛盾的消灭，只有等到兵器本身消灭之时，才能一起埋葬。举例来说：坦克的装甲，因反坦克炮的发明与使用，而逐渐加厚。机关枪打不进一般的坦克（除了用穿甲弹），反坦克炮也打不穿重型坦克的铁甲，可是山炮、野炮之被用来防坦克，铁甲又嫌薄了。如果铁甲加厚，则会引起坦克的速度减低，于是重型坦克仍不能全部代替轻坦克。任何坦克以至任何兵器（自然在新发明时可以横行一时），也都不能无敌于战场。再说坦克的展望孔大了，易为敌方瞄准射击；小了，又使观察困难，射击死角扩大，对走近身边的敌人，不便射击。铁的乌龟壳固然抵得住枪弹，可是一遇到热（如被敌人火烧时），内部藏不住人。坦克有了无限轨道（履带），白天能在一定地形上横行无忌，但既不能爬高山，又不善过水田；夜间更无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