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夏——一九八〇年冬
拟纲于上海、绵阳
一九八一年夏——一九八二年秋
写于绵阳文庙街
一九八三年夏
修订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一部 完】
后 记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们的苦心指导下，拙著《宫闱惊变》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但我仍然感到，它能成书，是如此的令我不敢相信。
说起来太偶然了……
那是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黄浦江畔、打浦桥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宿舍里，修订我的处女作《梨园谱》。清晨和黄昏是这个地段起居者的最好时光。刚修成不久的肇家滨街心公园里，嫣红嫩白的夹竹桃花，晨如朝晖，夕似晚霞地悬浮在浓绿的树丛间。只有这两个时辰的风最频繁，也不含有日间窒人的热气。晨间，这宜人的长达十多里的街心花园里，多是老年人和中年人在练拳舞剑；夕阳西下，这里又聚结着一双双情意绵绵的爱侣。我，则借着清爽的晨风，揣度着昨日所改篇章的得失，今日在修订中应留意的地方；黄昏时分，我便携着爱看的书，选一块花丛下的草地，半卧着津津有味地看到可以归去的时侯。大约因为一种他乡游子的情绪所感染吧，我在这一个又一个的黄昏中，对故乡文坛的老前辈的作品，如李劼人，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的代表作，都从出版社的图书馆里借来细读细研；在快要离沪时，我的读书兴趣又转到鲁迅杂文上。我所喟叹的“偶然”，就是因为拙著的成因，竟萌生于这黄昏时分的读杂文中！
是鲁迅的哪一本杂文，已不大记得清了；篇名是什么？也已淡忘。但有一点记得颇深，鲁迅先生十分认真而严肃地透露，他要准备写一部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鲁迅先生一贯是不愿透露其写作计划的；且对一些文坛“怪杰”透露什么百年后将有大作问世的作法，他曾表示过明显的厌弃。那么，这次的透露，说明鲁迅先生对这一题材的特殊喜好……接着，我又在鲁迅先生的挚友如唐彛壬鹊幕匾湮恼轮械玫街な担郝逞赶壬唤鲇写思苹叶蕴菩诩把罟箦炎鞴鲂怨旒５奶剿骱头治隽耍�
我十分好奇，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誉满文坛的旗手，为什么会对一个风流皇帝、绝代佳人感兴趣呢？
订稿结束，返回故乡，在子云亭下，芙蓉溪畔，我被这好奇感深深的吸引着，不得安宁。干脆，丢开了原来的创作计划，借来了《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十四册、第十五册，对引起鲁迅先生极大兴趣的这段历史，研读起来。
过去，我对史学著作是抱有偏见的。这偏见不是因其内容，而是因其文笔艰涩、枯燥无味，因而除《史记》外，我基本上不读其他史学著作。这一回，被好奇心所迫，初次接触《资治通鉴》我的偏见一扫而光！好个司马光！他的文笔竟如此灵动诱人。好些段落写得不亚于古典小说！我的好奇心，也因他的严肃而生动的史笔，渐渐淡化了。随着反复研读这段史实，我逐渐明白了，鲁迅先生并非有兴趣为一个风流皇帝和一位绝代佳人立传。而是，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而又亲手毁掉了这一盛世的李隆基，作为中华民族甚至人世间的镜鉴，只怕不是其他历史人物所能替代的。鲁迅先生要用他那如椽之笔，为文学画廊新绘这一人物，其意当在此吧？
但是，司马光到底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而鲁迅先生却是无产阶级文化的旗手。要探准鲁迅先生的胸臆，年轻浅薄的我，是望尘莫及的。我只得又向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请教，“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这就是范文澜先生的结论。结合着研读两个不同阶级史学家的严肃著述，我不得不深深地、遗憾地想到：如果鲁迅先生不早逝……
好奇心没有了，压在心头的却是沉重的遗憾感，我准备还资料，把原来的创作计划付诸实施。可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我的妻子赵蜀梅拦住了我：“不用还，应该再搜罗更多的资料！”
“为什么？”
“你写！”
“我？写什么？”
“写这段历史呀！”
我差点窒息了！我算什么？抗战胜利第二年才出人世的毛孩子；工科毕业的半吊子中专生；大不通人事的愣头青！去写这段历史？
“不错，你连鲁迅先生一根汗毛也不如，但你的条件却比鲁迅先生的优越得多……！”
“？！”
“他处在旧中国，你处在新中国，你比他强；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围剿，你却受到中国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培养和关怀，你比他强；他处的时代，要写成这部著作，极难得到社会各方面【‘文】的支持，你却【‘人】正相反，只要【‘书】有决心，就能【‘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你比他强！有此三强，你应该写！”
“可我的功力太差呀！”
“抛砖引玉嘛！”
……我有些动心，但心里仍觉得虚得慌。可小赵说了就做，到处搜寻资料了。
但是，如果不是另一个更为有力的号召的推动和支持，只怕我今日仍不能就这本小书和读者饶舌。小赵虽然催逼，我只是又爱又怕：爱的是这个题材，怕的也是这个题材——帝王将相呀！虽说能作镜鉴，可到底是帝王将相呵……
恰在这时，胡耀邦同志号召文学界开阔眼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畅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四万里”！
怕，没有了，顿时，有了信心！对！抛砖引玉，哪怕不成样，也不能辜负这伟大时代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希望呵！
我一头扎进了资料的海中。
八〇年盛夏，拙稿的提纲形成。从七九年盛夏好奇开始，刚好一年。
这提纲拟定此书分上、下两部，暂名《唐明皇与杨贵妃》，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七一〇年）起，到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即公元七五六年）五月丙申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止。通过对唐玄宗李隆基在这近五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命运浮沉的描写，来完成本书的主题。
提纲报作协四川分会后，受到分会的热情具体的关怀。作协主席马识途、副主席李致、陈之光等老前辈先后约谈并对提纲提了意见，省文联、省委宣传部和绵阳地委、行署及地委宣传部、文化局会商后，不仅从时间上予以保证，而且创造了许多条件，让我去西安、洛阳、甘肃、新疆等地采风、体验生活。党和政府的支持，使我的信心更足了。从八〇年秋天起到八二年秋九月，拙稿一部——即此书，经两年探索性的写作，结撰出了初稿。四川出版界和新闻报刊部门的老师和同志们，闻讯都表示了热情的关切和帮助。《成都晚报》为了使初稿能听到较多的意见，以便修订提高，决定了缩写连载。在连载前，报社专门将初稿送四川大学历史系柯建中教授进行了认真的史料核审。在专家和读者的帮助下，我在初稿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至八三年二月，将稿送中国青年出版社审阅。
以“三红”“一创”及“李自成”而闻名出版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会对我这无名青年的“冒失之作”怎么看待呢？一种自卑心理使我减去了不少投稿者的焦急、惶然的精神负担：管它呢，退稿是肯定的，何必等待呢？
可是，万没想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在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收稿之后的三个月，即五月二十三日，便赐函相告：“大作《唐明皇与杨贵妃》，我们正在审读中。不日即可拿出意见。到时或电话或信件将和您取得联系。”
得到这家出版社这么快一封赐函，我的心情，读者会猜出来的！
可是，我还没回过神来的数日之后，又收到了社里五月二十七日——前信四天后的赐函：“复审已毕。现已列入我社出版计划。为了把作品的质量提高一步，有些章节还想与您商量，作一些修改、润色，最好请您到北京来，时间由您定。”
激动！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乘上了直达首都的火车……
热情的扶持和从严要求，是中青社给我这青年习作者最深的印象。到社里报到不几天，社领导、总编、副总编、室正副主任及负责此稿初审的年轻的编辑同志，亲切的晤谈，热情的鼓励，使我切身地感到进入了一个温暖的“作者之家”。紧张、严肃的改稿座谈，是在日趋炎热的气侯中进行的。此稿的责任编辑，对稿子逐章逐句地推敲，并引据史料，启发我较深刻地认识历史，发现稿子的不足，以利删补。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从严要求中，却早已有了许多建设性的增删意见！原来，为了审订好这部稿子，编辑室的同志这几个月来，加班加点地看了许多资料！
从他们的行动中，我更明白了为社会主义和人民从事创作的严肃性。我暗自发誓：功力不足，劲要用足！
炎热的盛夏来临了。我才知道，地处北方的首都之夏，比大西南的蜀地之夏，要燥热得多！这时，我刚好交了第一修改稿，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们殷殷地嘱咐：“找个清凉地方好好休息去！”可他们呢？却汗涔涔地埋头在我的改稿中！
接着又是座谈、修改……同时，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们，又对拙著的提纲稿提出了重大的意见。在他们续审第二、三修改稿时，我消化了这些意见，并重写了提纲。拟定除《宫闱惊变》外，尚须创作《开元盛世》（暂名）及《天宝狂飙》（暂名）。
入秋，我把一部剜补重重的手稿留下，匆匆返川了。不久，编辑室寄还了二、三部提纲，要我精心创作二部，力争超过一部，并告诉我对留下的手稿不必牵挂了。我遵嘱立即投入了《开元盛世》的创作，有了北京改稿的经历，我似乎觉得写这一部竟不那么吃力了。但是，在中青社里，一部的手稿却仍在吮吸着编辑的心血。据同在中青社改稿的一位四川青年作家归来时相告，我走之后，编辑室的同志，正倾心地反复推敲、审定！
党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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