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好骗。如果鞋子崭新锃亮，不用说，就是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准保有机可乘。
在回旅社的路上，我不得不绕开几个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他们一动不动，在人行道和公园外的小径上舒展着四肢。一个乞讨的妇女伸着手靠近我。
“嘿呀，嘿呀，嘿呀！”她尖叫着。
我不想理睬她，可她却拽着我的胳膊。尽管我常常给乞丐一些零钱，但我也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接受强迫。圣雄甘地路上灼热的人行道上散发出来的尿臭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转身回到大路上。
*
第二天早晨，轻快地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离开了毫无章法的海得拉巴。傍晚，我到达了一个名叫苏里亚培特（Suriyapet）的小镇，住进一家小旅社。大街就像一个巨型的漩涡，行人、牛车、自行车、人力车在里面翻腾着，一条绕道而行的公路把车流从市中心导开了，大街又重新被人群占领。偶尔可见一辆大巴以步行的速度在人群里挣扎，无济于事地按着喇叭，但是人群控制了局面，根本不受威胁。
NH5是沿着印度东海岸，从马德拉斯（Madras）北上到西孟加拉国的主要公路。一路之上，我究竟有多少次被瞎窜的货车逼出公路，已经数不清了。埃卢鲁（Eluru）附近立着一块牌子，提醒司机注意，“拥堵区”就在附近。
一辆小摩托一直横在我的正前方，许多车和它擦肩而过，有的几乎撞了上去。我正要赶超前面两个骑车的人，他们却临时决定右转弯，一辆小轿车为了躲避人力三轮，突然间横在我的面前停下。印度的车铃声尖厉嘈杂，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尾气里的有毒物质，再加上不时被尘土蒙上了眼睛，我有时也忍不住会想，要是坐火车，恐怕会舒服得多吧。马德拉斯到加尔各答的电力铁轨和公路并行延伸，列车载着乘客轻轻松松地从高速公路边掠过，炫耀着他们的舒适与安全。
休息站可以让人暂时从疯狂中摆脱出来，舒一口气。我喝了两升矿泉水，在一张香蕉叶上吃了咖喱鸡块和米饭。马路对面，一辆货车被千斤顶架了起来，有两个人正在修理后轮和刹车鼓。穿着腰布的印度人蹲在暴露的轮轴边，其中一个正举着榔头死命地敲打。一只母鸡和五只毛茸茸的小鸡在我脚边的泥土里刨来刨去。六七个男人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支在几英尺远处的“带变速齿轮的自行车”——在这样一个几百万人都骑自行车的国家，人们竟然没听说过变速档。
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身上穿着一条灯笼裤，大眼睛盯着我。显然，我和别人不一样，但她还没弄明白，我究竟哪儿不一样。一个男人恶作剧地向她洒了一点儿水。水从哪儿来的？她迷惑地把手放在头上，我忍不住望着她笑，很多旁观的人也笑出声来。她露出灿烂的笑容，接着又咯咯地笑个不停，好像很高兴成为大家的焦点。等我吃晚饭起身去洗手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又都转移到了我身上。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只乌鸦从茂密的树丛中俯冲到我的盘子里，叼起一块鸡骨头，然后迅速地飞走了。
有那么一小段路沿河而行，人们把衣服泡在河水里，还有人把衣服放在岩石上揉搓。鲜艳的木船停靠在河岸边。
“请停一停，只要五分钟。”一个男人恳求道。他骑在一辆小型摩托上，声音被头盔盖住了。
“很抱歉，我停不下来！”我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蹬车。一辆货车被掀翻在一边，后轮轴已经脱离了车身，另外一辆则仰面朝天地在一个大坑里待着。
在村子尽头的一个大水塘里，一个身缠腰布的男人正在给两头小水牛洗澡，两头更大的水牛（是妈妈和爸爸吧）在旁边观望。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印度乡村画卷啊！但我还是不能停下来。要在五个月里骑车环绕印度一周，我必须一心一意，心无旁骛。
第二天一整天，我一直在沿着安德拉肥沃的东海岸向上走，从德努古（Tanuku）到阿纳瓦（Annavaram）。棕榈树、西瓜、甘蔗、香蕉，应有尽有，稻田青翠而茂盛。路边沉甸甸的自行车上，大串大串的香蕉从车把和后座上挂下来，还有的骑车人则满载着整个柳条筐的椰子、西瓜和柠檬，挣扎着向前走。车架经过巧妙的改造，可以容纳搅拌器、罐子、麻布袋，甚至是床垫。所有自行车都只有一个闸，如果要上坡，骑车人就必须向上推。我吃惊地看到，居然有那么多人若无其事地蹲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一边注视着道路的全景，一边排便。有的竟然还两个两个地蹲着。排便显然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就像喝茶一样。当道路从一个小村庄穿过时，我左边的路已经成了满是棕色污物的“雷区”。
*
继续向北走，印度的东侧就没有那么肥沃了。山上布满了岩石，之前的绿色也变成了黄色和棕色。
公路依次穿过一些河流，河里的水位低多了，只剩下涓涓细流。横跨戈达瓦里（Godvari）三角洲的一座大桥长2。38公里，但桥下只有一条窄窄的小水沟，周围是大片大片的淤泥。在从斯瑞卡克拉（Srikakulam）到贝汉布尔（Berhampur）的路上，三个光着膀子、只穿三角裤衩的卡车司机在路边一个水槽里刷牙漱口，涮洗衣服。当我过去洗脸洗手时，他们友善地微笑着，把肥皂借给我用。
离开时，我换上了太阳镜。“凉快眼镜！”另一个人一眼就注意到了。
奥里萨邦（Orissa）是印度最穷的省份之一，旅行者们热情地称它为“东部的绿宝石”。这里的山丘总是孤零零的，裸露着岩石，显得贫瘠而荒凉。棕榈树和稻田似乎被留在了安德拉邦。一家路边餐馆的主人警告过我，奥里萨邦到处都有土匪出没，加尔各答也是小偷和强盗横行。一个骑着小摩托的男人，后面载着两个性感的年轻姑娘，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他：“哪国的？”
我：“英国。”
他：“上哪儿？”
我：“加尔各答！”
他：“信教吗？”
我：“算不上吧。”
他：“我将为你祈祷。”
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桑德拉和艾略特现正住在普瑞（Puri）的德比宾馆。
桑德拉和艾略特曾经在贝克斯希尔（Bexhill）经营一家小酒馆，后来和房东闹掰了。很快，他们又花了一百英镑买了一辆微型雪铁龙2CV。足智多谋的艾略特把车的后身延伸了一下，于是便有了最够的地方供两人舒舒服服地睡觉。桑德拉还订做了五颜六色的车身罩，上面画满了蓝的、红的、绿的和黄色的重迭圆圈，还有星条旗。接着他们把房子卖了，开着爱车出发去了新西兰。经过土耳其时，一个当地人惊艳于这辆车独一无二的美丽，用刚刚开了两年的福特货车外加2500英镑现金和他们做了交换。
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在伊斯法罕的阿米尔·卡比尔宾馆，大家一起度过了田园诗般的四天，后来我们又在果阿一尘不染的沙滩上一起看书、晒日光浴、游泳。虽然我们的路线并不相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坐下来吃什蔬炒饭，喝着还飘浮着冰片的矿泉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印度人的行为为何深不可测、印度司机为何如此蛮横粗劣、NH8公路上的险象环生、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检查站、肠胃问题、糟糕的旅馆、印度女人的美貌和印度男人的丑陋（这是桑德拉的观点）……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早餐里的煎蛋饼上要不要放黑布丁等。
普瑞最引以为傲的是美轮美奂的庙宇和散着粪便的海滩，日光浴和游泳的念头在这里会立刻被打消得无影无踪。德比宾馆是一处悠闲自在的处所，中间有一个大庭院，人们可以闲聊聚会，没完没了地吃早餐，喝喝印度当地的大拇指可乐或者美能达汽水。
桑德拉和艾略特的爱车命运跟我的自行车一样，这辆五彩缤纷的雪铁龙每次一停下来，就立刻会有人走上前去拍拍打打，指指戳戳，或者砸砸车身，有人站在保险杠上，甚至在上面蹦达。在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他们发现两个小孩竟然把倾斜的车顶当成了滑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感觉不到车里头冒出来的怒火！”艾略特说。
马尔科姆（Malcolm）是个60来岁的爱尔兰电影制片人，长长的白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马尾，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开着路虎汽车在印度走了两个大来回。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时用不着签证，边境线也没有划定，巴格达（Baghad）只是一个到处是泥土和茅草屋的小镇，出了欧洲，根本看不到碎石柏油马路。一个名叫简的52岁加拿大人一年中有八个月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滑雪胜地清洗热水浴盆，剩下的时间就周游世界。
每天早上早餐期间，我们五个人就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探讨印度有限的资源和无力维系的人口增长、政局变化、读过的书、环境问题、1962年（马尔科姆首次出游）以来世界的巨变，还有德国人。
旅馆里有个德国游客，他告诉我他在阿拉哈巴（Allahabad）的昆巴梅拉（译注：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庆典，每12年举行一次，最多能吸引3000万人参加）上见过一个圣人，他右手举在空中，整整几年没有变过位置。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一定疲惫不堪，但它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自己，或许很多人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自行车历险。
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在看书或者午睡，我在不太情愿地保养自行车，我的德国老相识用他1993年去中国西部的经历给我解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告诉我说目前在沙漠地带，有一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小镇！桑德拉紧锁的眉头告诉我——她和我一样，也在等着德国人说出答案，但他始终没告诉我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感不等于笑。”我又想起罗夫说的：“德国人并非没有幽默感，只是没人明白。”事实恐怕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