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或丑陋的儿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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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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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