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强化控制的同时，阎锡山还搞了不少名堂，从经济上加强控制和搜括，以满足他扩大军队的需要，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基础。一是强化“兵农合一”政策，强行组织所谓“兵农小组”，以六人为一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五人领份地耕种当国民兵。国民兵出优待粮、棉，一部分供给常备兵，一部分优待其家属。在营的士兵不发饷，把扩军的负担完全转稼到民众头上。仅1946年上半年，通过这种“编组”办法，就拼凑起常备兵二万多人。阎对这套做法，很是自我欣赏，洋洋自得，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今天的兵农合一，就是现代的井田。”二是实行“平民经济”，为发展官僚资本，恣意抢掠民众财产，将国计民生紧紧控制在手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城市，借机大发接收财，投机商推波助澜，造成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到1946年底，全国通货膨胀，物价比战前增加2900多倍。上海物价涨至8000多倍，而山西更厉害，太原物价高于上海，达到了全国的最高峰。阎锡山看到这种局面，也甚为惊慌，认为：“自乱因素不除，本身就有瓦解危险。”于是提出“简化生活，保护生活，分配工作，配给产物”的四项原则，管制物价，特别是管制生活必需品。随即严厉实行粮食、面粉、布匹、食盐等四种生活必需品的经营管制，禁止“非商人”插手买卖，禁止囤积居奇，禁止滥抬物价，禁止买卖空盘。之后又成立了“平民经济”办事处，管制物资的输出输入，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定价，统一批发，将大利都揽到了他的“公营”商号中。在“限制过分利得”的招牌下，对发放高利贷得利的，从每千元日息中抽取一元“归公”，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了高利贷，最终将负担转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节节败退 只身逃出太原
不甘心失败的阎锡山，还企图扭转战局。1947年元旦，他连续发表三篇文告，吹嘘将此年定为“复兴年”。晋绥军再次与胡宗南的中央军配合，调兵遣将，妄图收复晋西。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和吕梁军区则集中兵力，挥戈东向，向着晋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进攻，迅速攻克孝义，并逼近汾阳城下。孝义失守，就意味着阎锡山在太原周围的晋中地区的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阎锡山得到败兵的报告，十分恐慌，连夜从太原赶赴平遥，亲自坐镇督战调集大量援兵，企图收回孝义，解除汾阳之围，把行将溃决的防线稳住。解放军发起汾孝战役，仅仅11天，就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了11万余人。
1947年3月之后，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遭到彻底失败，被迫改为重点进攻。为了配合陕北解放区的作战，解放军太岳、晋绥军区在山西战场上连续发动晋南、乡宁、正太、运城等几个战役，歼灭了晋绥军大批有生力量，晋南重镇运城被解放，临汾成为一座孤城。正太线沿线300多里被解放军控制，太行、冀晋两解放区也连成了一片。阎锡山被打得目瞪口呆，除了大骂部下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妙招。1947年不仅没有成为他的复兴年，反倒成为他走向最后末日的转折年。
1948年2月，解放军发起了临汾战役。在山西全省的地图上，南边的临汾，北边的大同，是省城太原的南北屏障，也是山西境内南北两翼的中心。经过多年经营，临汾城周围建立起了坚固的工事，城墙又建筑在一个大土丘上，易守难攻。激战展开后，连蒋介石也惊慌失措，忙给阎锡山打气，宣称要“决心保卫临汾”，请美国陈纳德的飞行队派飞机助战，阎锡山则连续给驻防军司令梁培璜打电报，声称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恶恨恨地令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只能死守到底。梁培璜表示要与临汾“共存亡”，并在自己的床下堆了柴草，备好了汽油，显示与临汾共存亡的决心，同时就给部下下达了所谓“八杀”令：奉令进攻延迟者杀；奉令赴援延迟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代行职务者杀。除了用一个“杀”字逼迫部下卖命之外，这位司令没有其它命令可发，充分暴露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已经陷入完全绝望的状态。而最后的结果又极具讽刺意味：临汾城被攻破之时，这位晋绥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而是乖乖地举手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临汾解放后，阎锡山失去了晋南，吕梁、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此，山西全省只有北边的大同一座孤城，太原及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若干县还在阎锡山的控制之下，阎锡山的统治岌岌可危了。
面对一连串失败，阎锡山倒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从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的军队中。”而自己的军队，“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结果是落下两条死路：分散开叫人打死，集结起来自己饿死。不能说他的这些总结没有道理，但他不可能懂得，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对抗，即便学会跑也还是个死。
解放军在解放临汾后，稍作休整，就挥师北上，准备与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中决战。6月18日，晋中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总兵力6万多人，而阎锡山方面包括地方团队总兵力在10万以上。在徐向前指挥下，解放军连战连捷，消灭了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击溃了晋绥军主力赵承绶的野战军，赵本人也当了俘虏。历时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结束，阎锡山的10万大军被消灭，31名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获，晋中14座县城被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的主力丧失殆尽。他所能控制的区域，只有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50公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了。
太原是华北军事战略要地，东临地形复杂的罕山，城西有汾河作为天然屏障，河西20公里处又是山地。这种地形，决定了太原易守难攻。阎锡山从开始统治山西起，就利用城周围的有利地势，不断构筑和加强城防工事。抗战胜利返回太原后，更是大修碉堡，并自命为“碉堡战法”。太原有当时堪称强大的兵工厂，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充裕。为了建筑碉堡和城防工事，所产出的建材，没有阎锡山的亲自批准，一律不准用于其它。在修碉堡的问题上，阎锡山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他认为：“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宣称要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战例，采用比要塞还高出一筹的碉堡政策。他亲自绞尽脑汁设计碉堡，坐在家里，一边苦苦思索，一边用手中的小文明棍在地上画来画去，画成一种图形，立即命令待从参谋，根据图形画出图纸，迅速照图样构筑起实物，叫部队派人参观并照样构筑。还秘密命令各级指挥官，一俟战斗打响，就将碉堡的门从外边锁上，让守碉堡的士兵无法逃跑，美其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一万个碉堡。到解放太原前夕，城周围的百里防线上，实际共修筑起大小碉堡5600多个，有的碉堡由厚达一米的钢筋水泥筑成，极其坚固。对于阎锡山大力修筑碉堡的用意，王靖国曾在“铁军”内部的会议上，有过画龙点睛式的说明，他说：“会长”的用意，是以政治作用为中心，军事还是其次。他是要大张旗鼓，遍地筑起坚固的碉堡，让共产党知道咱们有充分准备，进攻不易。共产党向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知道要吃亏，他就不来了。这是“会长”的一个政治手段，人家一辈子就会耍这个手段，十拿九准。咱们听“会长”的保险没错。”一位美国记者看过太原的碉堡后，曾经发表感想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阎锡山自己更是大吹大擂，声称其碉堡工事“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其枪炮弹药，“有杀伤一千五百万敌人的火力”。阎锡山还对部下表白他的决心说：“共产党与我们是誓不两立，是我们真正的死敌，我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不要说我活着不与共产党人见面，就是死后，连骨灰也不留给他。做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决不能叫共产党捆着手脚打。”其实，这说明，他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面上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而他心里明白，晋中战役后，晋绥军的战斗力已经基本丧失，要保住太原，十分困难。为摆脱困境，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阎之间，虽然勾心斗角几十年，但蒋介石出于保住太原有利于华北大局的考虑，于1948年8月中旬，亲自飞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协商太原防务问题，并允诺立即调兵增援。不几天后，黄樵松的第30师从西安空运到太原，随后又将榆林的83旅调到太原。美国空军飞行队陈纳德也予以空中支援。得到这些援助，阎锡山的腰板又感觉硬了起来。他提出所谓“总体战”的方针，成立“总体行动委员会”，把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调动，并制定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强迫太原民众组成参战队和助战队，将太原变成“战斗城”。提出“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进一步搜括民脂民膏，频繁举行募捐劳军活动，大量拆毁民房，将高一点的民居都改筑成炮楼和据点。还把各机关的公务员和学校的学生，编成“公务员师”，强迫进行训练，担任城防和特别勤务。
阎锡山虽然下了很大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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