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抓革命”，积极“促生产”，“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四十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到周恩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全面蜕变。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会涌现出什么明星式官员，吸引舆论的目光和炮火。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就无法“平安无事”。这种官场本身的非主流性，导致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对草根改革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敷衍了事，斩草不除根，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钱权交易”模式：权力对资本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己。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的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康有为及洪仁╣an2）之类的“口水改革家”不在此列），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qun2）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曾、左、李等人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最大忌讳：一是功高难赏，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即使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不能君临天下，大清帝国至少也早已分崩离析，群雄割据了；二是权高盖主，他们手握重兵，在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三是“非我族类”，在严厉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清帝国，这是汉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手握雄兵。换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曾、左、李等都不可能有善终，更不要说参与政权的建设，并分享胜利的成果。实际上，在战后的重建和改革中，曾、左、李几乎无时不受到政敌们的攻击，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直奔要害而来的，但这些都在恭亲王及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被一一化解。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就是恭亲王。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来解释大清改革，恭亲王就是把着方向舵、带着望远镜的船长，而曾、左、李等则是拿着桨的水手。
改革与革命相比，难度更大。改革最难的，并非目标的确定。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一目了然，其中大多数的问题其来有自，积重难返。比“要改什么”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如何改”，也就是步伐、节奏、分寸的把握，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平衡，特别是对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安抚。这些既得利益者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改革的极大阻力。这就是恭亲王作为改革当家人的艰难之处。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而绝非“大乱”。这种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推动并且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的基本政治诉求。那种对如火如荼的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恭亲王尸骨未寒，所谓的“戊戌变法”便闪电般登场，随即又闪电般失败，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口水改革派”们所要的只是砸烂旧体制、砸烂大多数人的铁饭碗，却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耐性去建立新体制，所以缺乏民意支持。
恭亲王的身份，当然决定了他的改革出发点、立场及底线，那就是坚持和巩固满清皇族对政权的领导。这是他不可能动摇的基本国策。许多改革措施在他手上无法进行，大到政治体制改革，小到铁路建设，并非因为他颟顸、愚昧，而是作为当家人的无奈。操之过急，不仅无法凝聚改革所需的民心士气，而且，只能给野心者提供浑水摸鱼的工具。他的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的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涉及了不少此类细节。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不是不能翻动，而是不能频繁翻动，更不能任性翻动，否则就烂在锅里了。这个火候的掌握，或许就是对改革者能力和资源的考验。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机会？
【雪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改革只能治病，却未必能救命。在治疗过程中，在手术之前，尤其是大的手术之前，必须要有预案，保护好心脏和大脑。而心脏和大脑，我认为就是改革者赖以行动的权威资源。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多次谈到，清帝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其改革不够快、不够猛，而恰恰是因为是改革超速失控。我会在即将开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栏中，再细致阐述这些看法。
如果我们以“裱糊匠”来作比方，裱糊匠的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上房换瓦开始到更换房梁，有个漫长的过程。“裱糊”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固地基，随时监测，尤其是不能因“裱糊”工作而掏空了地基。清末新政中，自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猛，幅度大，其实就是毁坏了地基，最后造成整体的坍塌。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对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小人”，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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