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
这一段，左边的铁轨，叫做李鸿章；右边的铁轨，叫做沈葆祯。在处理英国人偷偷修建的‘地下”铁路吴淞铁路时，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南洋大臣兼两扛总督沈葆祯，以及后来参与的北洋大以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李鸿章最初并没有介入。上海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是沈葆祯的一亩三分地。根据大清国官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都是十分犯忌的。那时，李鸿章只是提些建议，赞同沈葆祯将此条铁路收回，以维护主权。
但随着李鸿章开始主导因“马嘉理事件”而进行的中英谈判，英方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谈判的范围，李鸿章便越来越深地介入此事。
1867年4月17日和23日两天，英方代表梅辉立与中方代表冯焌光，密集举行了6次会谈。但在以保守著称的江苏巡抚吴元炳向冯焌光发出一道书面指示后，冯撤回了所有的让步，谈判破裂。在返京途中，梅辉立在4月30口晚再度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于上海谈判的破裂十分失望，他表示赞同由英方承包经营一段时间，还起草了一个建议书交给梅辉立。但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人意见，因为他无法干顶南洋大臣辖下的上海事务。
就在当晚，冯焌光给李鸿章的密信送到，李鸿章得悉了吴元炳的背后就是两江总督沈葆祯，而沈的态度是收回吴淞铁路后立即拆毁。次日（5月1日），在和梅辉立的再次会见中，李鸿章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书，并且提醒梅辉立如果自己插手，反而会令沈葆祯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此事便不了了之，吴淞铁路继续施工，而英国外交官也惊奇地发现，直到7月份，总理衙门都没有再就此事向英方发出任何提议。吴淞铁路七海～江湾段也就在这种静默中，开始了“半程”运营，直到8月3日轧死了一位中国人。
李鸿章全权负责对英谈判后，在英方要求和中央批准下，派出了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上海，协助冯焌光与梅辉立谈判。在国际压力下，英国人不仅签订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而且在一个月后也就吴淞铁路达成了协议，由中国政府回购，全部款项付清后，英国人完全撤出经营。
毫无疑问，在这列强环视的多事之秋，中英争端的和平解决，令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大舒一口气。但是，吴淞铁路以巨资收回后，沈葆祯将其一拆了之，却再度引起国际间的轩然大波。洋人们能够理解为了主权而收回铁路，却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将巨款回购的铁路又拆除了。沈葆祯的个人品质受到了普遍质疑，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讥评他是“犟驴般的自大”和“耍小孩脾气”。甚至在1879年沈葆祯去世后，《北华捷报》（12月18日）还指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沈葆祯当然不是保守者。
早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时候，他就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他接替左宗棠主持的马尾船厂，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标杆企业。而在日本侵台时（1874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台湾，军事上积极备战，经济上加快建设，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向心力和海峡两岸的凝聚力，在之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作用卓著。他的马尾船厂中就有专用的铁轨，而他在台湾更是修筑了运煤的铁路，这些都表明他本人与铁路并无“私仇”。
沈葆祯与李鸿章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问内，工作上的配合相当默契。 1872年，当江南制造局和马尾船厂被指责为浪费国有资产时，李鸿章、沈葆祯在曾国藩的保驾护航下，并肩反击。在1874年对抗日本侵台时，两人又是通力协作。随后，李鸿章积极推荐沈葆祯接任两扛总督，正式成为大清国最有实权的领导核心之一。日本侵略台湾与沙俄侵略新疆同时发生，引发了大清官场上“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沈葆祯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李鸿章的“海防”派一边，反对其老领导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这其间固然有其防守海疆的本位主义，但也表明其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的相同。即使在吴淞铁路协议达成后三个月（1877年1月），沈葆祯还提供了巨额资金，协助李鸿章辖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成就了大清国企经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赴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祯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中国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祯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祯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祯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祯）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祯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祯）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厄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青年黄埔”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才开始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