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吴淞铁路公司”，但为了继续蒙蔽中国政府，他们同时注册了一家掩护用的“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一词隐藏起来。
“吴淞道路公司”立即行动，开始修路，大清国的第一条“地铁”即将诞生……
第四十章 拆迁让谁更美好？
【 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
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琢磨如何通过铁路来快速脱贫致富……】
搞基建投资，尤其是搞那种在规划上打擦边球的基建投资，关键是要快。要在政府有所反应––或者说不得不有所反应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才能巩固胜利成果。这是建设具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诀窍。
英国人精于此道。要在明确拒建铁路的大清国，建设一条上面铺着铁轨的特殊“公路”，英国人知道其关键就是一个字：快。
从美国人手上拿到“吴淞公路”的项目建设权后，英国人首先将这条“马路”所需的已被征用的土地纳入红线，并在两侧挖掘深沟，把地先圈起来。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英国人努力做到“文明拆迁”和“文明施工”，为了不触犯“风水”禁忌，英国人甚至不惜成本，将挡道的大树移栽到附近，而不是一砍了之，据说这也是中国铁路时兴行道树的开端。
英国人明智地将周边的征地拆迁户们，纳入到自己的统一战线中来。他们大量雇佣所征地的村民，工资给到了每天200文，“乡人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
其实，当美国人最早从大清政府手上拿到项目征地权时，反应灵敏的大清农民们，就对这一重点工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迅速提升了卖地的价格。推动这一项目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在写给上海市长（“苏松太兵备道”）沈秉成的信中，就提醒他这个项目正在迅速推高沿线的房地产价格，那些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价格“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有西方研究者认为，这在令沿线民众受益的同时，也同时“腐蚀”了这些曾经淳朴的民众。
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向北京的代理公使威妥玛报告，有一位当地民工告诉他，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想法通过铁路来如何快速脱贫致富。
一位名叫李昆荣的农民，与当地的村委会干部（“地保”）相勾结，谎称一块公共土地属于他的寡嫂，并以其名义租给了怡和洋行。为了把这个故事编圆了，两位村委会干部还把公共土地的记录做了篡改，将这块“私人土地”的面积从0。871亩改为1。5亩，三人瓜分了收到的租金。此事后被宝山县发现，知县冯寿镜下令逮捕了李昆荣及两位村委会干部，三人都被处以笞刑，体质最差的李昆荣尽管受笞最少，却在受刑后几天死去，成为这场拆迁狂欢中的少数悲剧人物。
除了拆迁涉及的农民之外，吴淞铁路还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的杠杆。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本身，就成为上海一景，从本埠到百里开外，人们蜂拥而来看热闹。《申报》记载道，“观众”每天都能有上千，马车、大轿、东洋车（人力车）生意火爆，而工地周围也围满了水果摊、点心摊，仿佛赶集一般。
至此，吴淞“马路”建设，不仅成为上海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平台，也成为拉动GDP上升的杠杆，更是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吊诡的是，每天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似乎并未引起向来警惕而敏感的大清官方的关注，更甭提那工地上明晃晃的铁轨，显然与规划批文上的“马路”一词完全不符。
是猎犬们疏忽了，还是被搞定了？大清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而且是外商独资铁路，就在这种公开的“地下”状态下，在疑似潜规则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向大海方向延伸。
吴淞铁路通车后，不仅上海本地人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观看这一先进的洋玩意儿。尽管这段仅仅15公里长的路程，费用不菲，头等舱来回要2元，差不多是一石米的市价了，但“游火车”依然成为大清国一种“髦得合时”的休闲方式，至少一半的国内游客选择的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大清国从来就不缺有钱人。尤其不缺有权而能够弄到钱的人，尽管国家依然千疮百孔，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努力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休闲消费的国际化浪潮。大多数人从上海到吴淞，绝无公务或私事，只是“白相”而已。在欧美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铁路，以“奢侈品”的光辉形象进入中国，拉响了叫春的嘹亮汽笛。吴淞铁路迅速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与伦敦持平。这不仅证明了英国人在打仗和经商方面两手都过硬，更证明了大清国市场的巨大购买力。
大清商人的算盘，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人。吴淞铁路开通后，从上海小东门到被称为“火轮房”的火车站，一些华商迅速投资兴建了“出租车”线路，并且令英国人不得不为中国特色的智慧而叹服：这些马车车厢完全仿照吴淞铁路的火车车厢；而马车夫们则穿着清一色的仿制的铁路制服。
更多的人从铁路开通后的房地产增值中受益。当两江总督沈葆祯考虑将铁路收归国有乃至拆除时，铁路的既得利益者中，有145名有点头脸的人士，联名签字请愿，要求保留铁路。而要求拆除铁路的人士们，也组织了联合签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至今，在中外不同的史书和论文中，相互对立的“民意”依然是支持各自论点的依托，拆迁究竟让谁更美好，依然是个扯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第四十一章 东方慢车谋杀案
【 在这起铁路事故中，民意只是个工具而已。那些看似矛盾的“民意”体现，
其根源或许与政治觉悟、民族意识、开放精神都无关，而只在于一个词：“切
身利益”。】
1876年8月3日，一起铁路事故，令盛夏的上海险些成为中英战争的火药筒。
早在上个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报道一说，中国军队已经在吴淞集结。英国公使威妥玛则下令英国舰队司令前往上海，配合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英国方面偷梁换柱，将规划审批的吴淞“马路”，建设成了吴淞“铁路”。
那年春节之后（2月20日），中国方面发现，英国人建设的吴淞“马路”上居然铺上了铁轨，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提交了严正的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施工。但英国人只停了一个月，就恢复了施工。双方的争吵立即升级，从上海提交到了南京（两江总督驻地）及北京，成为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英国人强行修建的吴淞铁路，采用滚动开发的模式，边施工边营运。7月1日上海～江湾段正式通车，吴淞铁路进入“半程”营运阶段，7月3日即开始对外营业。
没想到的是，“半程”营运仅一个月，英国火车就撞死了中国行人。
倒霉的火车司机名叫戴维。中英双方的文件都显示，那天他的火车是正常行驶，即时速在24～32公里之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绝对是慢车。事发时，他看到前方路轨上有一个人在行走，就拉响了汽笛，那行人走下了路轨。但就在火车即将通过时，那人又突然走上路轨，戴维刹车不及，火车从那人身上碾了过去，当即身亡。
这是正史所载的中国第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吊诡的是，这位在最微妙的时刻、死在最微妙的吴淞铁路上的受害者，却根本无法查证身份，也无法在当地找到任何亲戚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苦主”）。英方舆论普遍怀疑，此人可能受雇于中国政府，以这种“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激化矛盾，从而动员民意，阻止吴淞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事故发生后，在官方的引导下，上海群情激奋。向来不大在乎草民生死的大清官方，此次一反常态地为民做主，坚持认为这是一起“东方慢车谋杀案”，吴淞铁路本身就是“非法建筑”，英方应对此事负全责，并且应将戴维交给中国审判，以谋杀罪“一命偿一命”。英国方面则坚持根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并且最终宣告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本身应承担全责，火车司机戴维无罪释放。
上海市长冯焌光立即下令军队进驻吴淞铁路沿线，并责令英国人立即停止铁路修建及已经开始的“半程”营运。英文《北华捷报》则公开指责冯焌光等地方领导，故意在激发民众对铁路的憎恨。英国公使威妥玛也下令，增调两艘军舰开往上海。
形势开始紧张了。
其实，民众对铁路的态度，本身是暖昧的。
无论是英文的《北华捷报》，还是中文的《申报》，都表明这段铁路在征地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就相当积极地配合英方协调业主关系，成功地说服英方以高价收购上地和民房，并月将工程逐段包给当地乡民，皆大欢喜。铁路沿线的民众，因为拿到了丰厚的征地补偿款，并且能够到英国人的铁路公司里打工，收入比起务农来说也算不错，并不反对铁路修建。
英国人则记载道，“附近的各个村子的人民中间，存在严重的反感，甚至于有准备的自杀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反对活动的……种种攻击铁路的方式都被采用着”，“他们掘去轨间路基，把砂砾堆置铁路线上，预期颠覆列车”。此类记载，以往多被主流史家作为“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证据，但这一结论要站住脚，必须首先排除其中极有可能的利益动因：这种对铁路的“反感”，究竟是出于民族义愤、保守意识，还是只因为想在利益分配上争取更好的筹码？
在撞人事故后两个月（1876年10月11日），据说行驶中的机车（为维持铁路速，机车本身依然运行以运送筑路物资）飞溅出了火星，点燃了铁路边的茅草屋。数百名村民们围住了火车司机争辩，火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