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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照相机惊魂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凉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儿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法国人的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差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可能还要去援助南京叛乱分子（指太平天国），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
在中法签约过程中，也有些插曲。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因在北京郊区八里桥打败僧格林沁军队而被法皇封为“八里桥伯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礼部）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上茶，然而我对我的主人们的阴险狡诈一直是这样的不信任，所以就仔细观察，看看给我们喝的茶是不是和恭亲王的一样，来自同一茶壶。只有在看见亲王首先饮茶后，我才开始喝起茶来。”
而到了互换批准书的时候，法国的外交官和中国官员都有那么儿秒钟的犹豫，“因为大家都想晚一些把自己手头的条约文本交给对方”，结果还是法国的第一秘书占了上风，走向前去，一把抓住了中国官员的条约文本，抢了过来，然后才把法国的批准文书递过去。
与英法签订条约，这是年轻的恭亲王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却受到了英国人的慢待。吊诡的是，在大清国的官方记载中，却很难找到恭亲王签约受辱的细节。相反，在发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恭亲王说道：当额尔金看到自己只带了20名护卫时，“诚诈自分”，“桀骜情状为之顿减”，似乎是自己的坦诚与磊落减少了对方的戾气。但恭亲王话锋一转，认为这些洋鬼子的性格就如同犬羊，“时吠时驯，何足为喜怒”。设身处地地想，一个高贵的天潢贵胃，在占领军的刺刀下奉旨“卖国”，受到侮辱，必然是深受刺激。这种窝囊气，他不可能形诸文字，而只能深埋心中。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第二章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訢，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