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独角戏，梁启超称之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于是，恭亲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自我阉割，以便在权力这一强效的春药面前，令人放心。
恭亲王故后，这座豪宅很少有人关注，除了后世那位赢得万千民心的周恩来。不知未来的史家们，该如何解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何以会无数次地、低调地来到这里，并将尽早开放恭王府作为其政治遗嘱之一？
恭亲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怀念他曾经的助手宝洌В�
只将茶舞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本是一杯盛满了牢骚的女儿红，却在“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烧刀子般的峥嵘烈度。
“拍栏杆”这种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刘孟节的宋人记录的，刘诗人常感怀才不遇，写下了“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到了辛弃疾那里，就不仅“栏杆拍遍”，还要“把吴勾看了”，一手拿着刀剑，一手猛拍栏杆，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愤懑了。恭亲王为何而抑郁呢？又为何而愤懑呢？
更为吊诡的是，他后来又把“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删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笔杆子，拍栏杆改成了写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4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5
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们，的确很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最初我是纯粹从一个游客和商人的角度，惊叹于这么一家文化部直属的文保机构，居然能把一个没落了百年的王府，经营得有声有色，再度验证了体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发挥而已。
而当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资料库，并向他们的研究人员讨教切磋后，那种只在象牙塔内弥漫的书卷气，十分地令我陶醉。作为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们在这个喧嚣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着古卷青灯，保存和琢磨着民族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为他们祷告祈福：
－－孙旭光博士，如今恭工府的“总管”，一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史学修为、开明态度及经营能力，令我折服；
－－刘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热情及对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极度熟悉和热爱，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恭王府的底蕴；
－－陈光大姐，恭王府学术领头人，一位从事过很多年艰苦的野外考古的专家，踏实、勤勉、低调、博学，令我受益良多……
6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雪珥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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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啸天安门
【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天很冷了，北京城却很热闹。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3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3000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100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儿个步兵方阵、100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30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得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额尔金其实是爵号），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睹”，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大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若让北京人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到时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已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都是英军中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