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 第14部分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而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他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反动”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反动”的证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改革”而已。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盲目而操切的“变法”，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这势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除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反动”，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绪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一条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当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时，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这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让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伪君子”。

无论恭亲王驱逐翁同龢与告诫康有为的两个口头遗嘱真实性如何，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刘．翁、康之类玩嘴上虚功夫的人，是有足够警惕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经表露了对康有为的极大支持，多次表示赞同康有为等提出的“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而这将导致国家机器的重建，“休克”将完全可能造成大而积的瘫痪和崩潰。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被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全死方忠

恭亲王身后得到的哀荣，是不同寻常的。

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謚號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对手，恭亲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盘，除了第一次之外，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大权在握的“老二”，恭亲王永远都是最高权力的最大威胁者。只要看看不绝于史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血腥的宫廷阴谋，就会明白，对于恭亲王既利用，又防范，绝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经质的多疑，而只是一种权力的常识而已。“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謚號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下岗在家十年，恭亲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戒台寺。寺内有棵“卧龙松”，驰名京师。若干年后，恭亲王之孙溥伟来到戒台寺，在感慨祖父跌宕起伏的一生之余，挥笔为之题写“卧龙松”三字，刻碑立于松下。当年已逐渐习惯了忧谗畏讥的恭亲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