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 第13部分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谅江已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所以看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虽高喊主战，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所形成的触角，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副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期间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戍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这时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沦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第十二章　周公之死

【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禧给予恭亲王的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国干部群众沉痛宣布：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清王朝战士，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的优秀儿子，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重要旗手，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訢，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本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虚龄67）。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亲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各种方式表达对恭亲王健康的关注。

平衡轮停摆了

国际社会也对恭亲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在其著作《动的中国》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一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