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越来越具挑衅性，他们几乎每天都向我们在伊拉克南部及北部的禁飞区内巡逻的战机开火。
*伊拉克军队仍然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当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军队。虽然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enate Select mittee on Intelligence）2004年7月发现的情况与此有出入，但伊拉克的军队并不是在“土崩瓦解”，而只是比从前的力量有所削弱（正是我们削弱了它），但即便如此，伊拉克的陆军和空军依然非常善战。
*我们从多方来源获得了大量可靠的情报，称萨达姆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保持了长达10年的往来。
*另据可靠情报，伊拉克境内有一个基地组织的营地，就在伊朗边境附近，而且伊拉克很可能在为基地组织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证据表明，萨达姆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恐怖组织。一个人尽皆知的例证就是，每当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以色列发动了爆炸袭击，萨达姆就会给“牺牲者”的家属送去25，000美元。）
*有情报称在伊拉克境内接近伊朗边境的地方有一个生化武器的封闭实验基地。这是他们与基地组织的合作项目，同时也用来藏匿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我们百分之百地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消息以及在技术上获取的情报都称伊拉克仍然拥有化学武器，而且有报告称，伊拉克将一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组件提前藏匿到了叙利亚或者黎巴嫩境内。另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又在开展核武器的开发计划，包括购买尺寸相当的铝管，用它们充当制造核武器时所必须的离心管。我们很清楚，只要萨达姆愿意，他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拥有一枚核脏弹，而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有这个野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上，伊拉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同在于，伊拉克正在积极地测试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射系统：导弹、喷雾器与炸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回事；公然测试这些武器的发射系统（企图像对付库尔德人那样使用这些武器）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军基地，都有可能遭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盟友使用这些武器来袭击我们，或者把这些武器交到恐怖分子手中，让他们用这些武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弗兰克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情报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但其指向却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情报不精确的时候远远多于精确的时候……＇我们的情报分析对象包括＇上一次海湾战争中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的女婿＇已经叛离了萨达姆＇在＇证词中＇为我们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截获下来的、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鉴于所有这些信息以及中央情报局基于这些信息所做出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如果布什总统不采取任伺措施的话，未免也太玩忽职守了。
弗兰克斯与布什面谈后，我们就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要准备一份恰当的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核算出届时所需的兵力以及将士兵派遣到前线所必需的后勤支援：核实我们必需的设备、战机、战舰和武器；计算出落实上述所有任务所必需的人力；罗列出我们这个计划所基于的全部情报；查实敌方使用的通讯设备，确定我们需要的通讯设备；描述整个行动的概况；制定后期计划；预备撤离计划——即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将自己的部队撤出那个国家；并确定我们在何时需要建议总统征用预备队。此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并且对这些方针进行战争游戏演练。该演练主要设在中央司令部或华盛顿，大部分都是由电脑来完成的。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交给律师过目，以确保它没有违反国际武装冲突法案。最后，计划还要经过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过目，由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或给予批准。在中央司令部，我们共有15个人夜以继日地在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即使动用如此多的人员，要更新一份作战计划一般也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对原有的作战计划进行调整，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动用更少的地面部队，并且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部署。我们还必须将这份作战计划从根本的防御性计划更改为一份采取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时候要攻打伊拉克（也不知道究竟是否要攻打），在什么情况下攻打，以及打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桌面上摆出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使得整个工作又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让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可以单纯地袭炸主要目标，比如可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在地、飞机跑道、政府部门、政府建筑物，使用战斧式导弹或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或双管齐下。这样的战斗几乎不需要多少地面部队。或者我们可以只攻打油田，这个方案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再或者，我们可以只占领伊拉克的西部地区。
我们还必须考虑投入兵力过少有可能导致哪些缺陷。比如，一旦萨达姆决定摧毁他的油田基础设施，或者摧毁河道的船闸与水坝，淹没整个伊拉克的南部，那么规模如此之小的地面部队该如何应对呢？小规模的兵力能处理这样的大变故吗？
我们也可以推翻萨达姆及其政府，而这需要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6万多的兵力远远不够。伊拉克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为2，600万。仅凭6万多人的兵力是无法攻占伊拉克的。此外，这样的战争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第一次海湾战争动用了50万人地面部队，部队集结耗时六个月。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集结起50万人的地面部队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战争初期派遣不到8万人的地面部队，然后一边作战一边增兵，但那样的话，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队伍很可能一开始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很可能遭到围攻。
我们不断地与布什以及拉姆斯菲尔德联系，告诉他们，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所需地面兵力的确切的数字，除非我们知道他们究竟想让我们实现怎样的目标。在制定该作战计划的早期阶段，我们所能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弹性较大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足以应对几种不同的紧急情况，而且所需的兵力要从6万到30万人不等。关键就在于灵活性。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要求我们做到能迅速地对伊拉克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打击，很显然，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都必须提前将部队部署完毕。我们必须开始集结部队，尽管战争还没有最终打响。
由于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认为，不能过早地公开部署兵力，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隐秘的途径将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军事设备、武器和补给派遣到伊拉克附近，并驻守在那里。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该地区进行陆地军事演习，派去的部队就总是要超出实际所需，利用演习做掩护，为他们前往该地区制造理由。演习结束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兵力留在那里，如果有人追问，我们就实话实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军事介入，以牵制萨达姆·侯赛因日益膨胀的军事野心。
这一切都意味着资金的投入。当时，中央司令部得到的拨款并不多，而我们使用的基础设施也还都是20世纪90年代安装的老设施。比如，中央司令部司令的专机就是一架1961年产的EC135。这架飞机开起来震动很大，噪声非常响，吵得你心神不宁。它的质量也很差，起飞时需要携带六个维护人员，把本来就不多的座椅占了一大半。如果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希望我们严肃对待伊拉克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建设中央司令部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扩建我们在“责任区”内的机场；需要帮助我们的盟国在该地区修建更深的港口；需要在卡塔尔修建更多的仓库，来存放更多的装甲车与坦克。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往来磋商，进行了非常细致专业的讨论。
就在这个时候，我担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职已经接近两年，即将任满。在中央司令部，一旦你的任期结束，就得离开。在中央司令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副司令的任职时间超过两年。
弗兰克斯前来找我。
“你有什么想法？”他问道。
“我想退役，”我说。“不过不是现在。如果我们而前又有一场战争的话，我很愿意与你一同把这场战争打完。”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到善始善终，”弗兰克斯说。
“我同意，”我说。
弗兰克斯和迈尔斯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沟通了一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副司令一职正式延长一年。
在此期间，反恐战争从未松懈过。我们必须备战伊拉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在阿富汗或者在其他国家展开的反恐战争，而只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开展两三项工作。何况恐怖分子一刻也不让我们休息。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向拉姆斯菲尔德提供一份报告，汇报已经抓捕的、击毙的以及在逃的基地组织的人员数目。
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踪加艾德·萨利姆·锡南·哈里西（又称“阿布·阿里”），他是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负责人，是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最坚决的拥护者之一。阿里是科尔号爆炸案、9．11恐怖袭击以及其他许多暴力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在全世界的基地组织成员当中，他是首要通缉犯之一。
最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他。他当时正在也门北部的马里布省，在距离也门首都萨那以东大约100英里远处的一座建筑中。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将该建筑纳入了监控范围——一架掠夺者侦察机正在空中监视他们——并严阵以待，准备在阿里及其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