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建立一个长久的地方。”他说。
我不同意。“我们必须把他们关在别处。”
“在阿富汗境内有什么不好？”
“我们要把自己的军队人数控制在小范围内，目前，派到那里的人需要出去搜捕本·拉登，需要出去作战，而不是呆在那里看守囚犯。”
从一开始，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就明确了，我们需要采取小规模的军事介入；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淡化我们的军事介入。如果我们派遣更多的士兵（我们需要数千人才能对所有的囚犯进行安全管理），就会增加我们的军事介入，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会让我们的部队成为基地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极其容易得手的攻击目标。另外，把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显然不够明智。这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叛乱者的挑唆，试图越狱，而且他们很轻易地就能挑起监狱内的暴动。
“那么你想把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盟国会同意把这些家伙关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头疼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对——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接收这些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判死刑。我们必须保留施行死刑的权力。如果我们抓到了曾经参与9．11恐怖袭击、科尔号爆炸或其他暴行的恐怖分子，那我们不排除使用死刑的可能性。
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非常安全。在关塔那摩基地筹备设施期间，我们在坎大哈和巴格兰附近建了几座监狱，将每个战俘营的人数控制在100以内。但是有的囚犯极度危险，或者影响力很大，我们希望立即把他们押送到国外。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措施。该措施可是前所未闻。我们把一些“特别危险”的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一个流动监狱里——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这种关押的时间不长，因为运输机在别处还要派上用场，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关塔那摩基地很快就向我们开放了。
我们终于把这些囚犯押送到关塔那摩基地，让他们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我们和盟国分享了这些情报，断然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
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囚犯不是战犯。他们是恐怖分子——非法的武装人员。战犯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关塔那摩基地属于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所以此事由他们协同中央情报局来负责处理。
2001年12月22日，由卡尔扎伊将军统领的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了，但是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部落军阀的手中。我们必须统一这个国家，制定国家策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彼此依存。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成立阿富汗国民军。我们需要25，000美元来为它训练出第一批军队。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拿不到这笔钱。我们先后找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他们都很尴尬，却又不得不说没有办法。从法律上讲，我们不可以向阿富汗提供资助。和许多前9．11时期的法律一样，这条法律早该修改了，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修改。当我们必须发动战争的时候，可以轻易从美国政府那里筹集到数十亿美金，但是我们战后如此迫切地需要25，000美元，却根本不可能申请到这笔重要的资金。
于是我来到了中央司令部盟国村中的法国联络处，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这笔资金。他们二话没说就划拨了资金。法国人在成立新的阿富汗军队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不仅提供资金，甚至还负责操练了三分之一的军队。不过，他们可是指望我们知恩图报的。在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有人公开批评法国，我就能接到法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的电话。
他会说：“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给你们提供的帮助吧？”
我会答道：“是的，先生，我记得。我们非常爱你们。”
他听了就会哈哈大笑。
为了帮助阿富汗重建，我们给盟友分别指派了管辖的地段，让他们对分派的地区拥有绝对的管制权，此外我们还派遣了临时的重建小组，满足各地的需要。每个小组都由专家组成——医生、律师、工程师——负责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此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还向中央司令部派遣了代表，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重建项目展开合作了。
重建工程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医院的设立。我们一清理出一片地方，就立即派一个工作组成立一所医院，通常都是将一栋原有的建筑改建为医疗机构。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很快就在当地建立了全面的医疗队伍，包括从约旦引进了20名外科医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让阿拉伯人来管理这些医院，并成立一支阿拉伯人的医疗队伍。）阿富汗人急需医疗服务，他们甚至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徒步赶来就医。妇女和儿童多年来一直没有接受过医疗服务，他们迫切需要救治。我们不得不额外搭建帐篷，为他们提供过夜的住宿。我们前后共接待了数万名前来就医的民众。
而且，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终于满足了法国人请求派遣地面部队的愿望。他们为这些医院提供安全保障。当然，他们派来的部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请求，但是他们得到了上镜的机会。俄罗斯人也不断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派兵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同意他们在喀布尔附近成立了一座医院。我们在阿富汗重建上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有力的见证就是到12月22日为止，已经有将近750，000名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这么多人当初迅速逃离家园，如今又同样迅速地跑了回来，这样的情形实不多见，这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弗兰克斯亲临了阿富汗，他发现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同时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屉也深感高兴。他刚回到美国，就被召往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Texas）。布什总统想和他面谈。那是2001年12月，总统想全面了解一下我们的伊拉克作战计划。
第四章 走向进攻时刻
“一个星期后得出来的作战计划无论如何精妙，也难以和眼下就实施大举进攻的计划相媲美。”
——小乔治·S．巴顿将军
《我所认识的战争》，1947
“我被召到农场去了，”弗兰克斯从阿富汗回来后不久对我说，“我们需要把以前制定的伊拉克作战计划拿出来看看。”
政府高层提及伊拉克，我们丝毫不觉得惊讶。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央司令部就一直在严密监视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举一动，并制定了一套书面作战计划，确定了如果他在科威特附近集结军队，如果他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这是一个防御计划，知情人非常少。其实，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他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一书中，错误地推断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书面作战计划。伍德沃德在书中说，弗兰克斯否认布什曾经在12月份让他制定一份伊拉克战争计划，指责弗兰克斯说的全是谎言。其实弗兰克斯没有说谎。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让所有的地区司令部司令对自己原有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更新——让一个地区司令部司令更新一份作战计划并不等于命令他为攻打某个国家做好准备。我们的计划需要不断更新。其实弗兰克斯在被召到克劳福德之前就曾经和拉姆斯菲尔德讨论过关于伊拉克的作战计划。
当弗兰克斯再次抵达克劳德福的时候，布什让他坐下，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次会谈意义非凡。
“请让我们看看，你们针对今天的伊拉克都制定过怎样的作战计划，”拉姆斯菲尔德通过新墨西哥家中的电视电话会议装置对弗兰克斯说道。
弗兰克斯拿出了此前准备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需要派遣30到50万人的地面作战部队。
他们把计划浏览了一遍。最后，拉姆斯菲尔德说道：“这些想法太落伍了。”
“我同意，”弗兰克斯说。
“我们需要更灵活些的计划。更少的地面部队。我们必须能够迅速发起进攻。”
“灵活性和较少的地面部队，这些都没问题。迅速进攻不可能。战前筹备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把这些计划更新一下，”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希望一旦形势需要，能够立即准备就绪。”
虽然我们对开战的时间有所保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政坛的正确性。作为职业军人，弗兰克斯和我都坚信萨达姆必须下台。我们的理由是：
*有迹象显示伊拉克正在积极备战。它在公然进行L29无人驾驶战斗机的测试，该战斗机可以装载化学喷雾器，伊拉克人很多年都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武器试验了。他们还在公开测试一种新型的飞毛腿导弹，其攻击范围在所有的飞毛腿导弹中是最大的，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限制，能够抵达以色列、约旦、土耳其和科威特。这些飞毛腿导弹上都配置了生化剂。
*伊拉克正在利用光导纤维电缆建筑一个空中防御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等上一两年再和伊拉克交战的话，战争的难度将更大。有国家与伊拉克正在合作建设一个地下电缆系统，并将其和所有的空中防御系统连接起来。一旦这项工程结束，伊拉克人就能通过地下线路通话（而不是通过空中电波），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截获他们的通讯信息了。
*萨达姆有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科，包括1995年用化学武器杀死了数千名库尔德人。（他在北方仍然驻守着两支军队，随时准备攻击库尔德人。）
*伊拉克越来越具挑衅性，他们几乎每天都向我们在伊拉克南部及北部的禁飞区内巡逻的战机开火。
*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