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至。 做高校关系的陈宏刚揣着考卷在全国飞来飞去，坚 持让每一个应试者都有机会参与这场公平的竞争。 最难得的是，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他都会
亲自去争取。
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刚
开始还有点奇怪，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而且
只有一个人来考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色狼？”后来 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就自己出去逛街了， 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 后来，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
究院。
KFC、拱 猪 、黑 猩 猩
1999 年 1 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 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 l00 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
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 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 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 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 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
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 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 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 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 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 KF，我为 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 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 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 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 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 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 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 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
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 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
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 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 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 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
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 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
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 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 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
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 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 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 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 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 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 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 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
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 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
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
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 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 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 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 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 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 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 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 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 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
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
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
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 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 一些嘲笑我的话。
有时候，他们还会恶作剧地给我做一条斜挎的 缎带，上面写着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 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
无处 丌 在的 白 板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 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 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 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 1983 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 经在自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 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 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 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 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 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 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 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
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 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 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 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 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 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 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 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
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 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 20 平方米（标准的办 公室大约是 13 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 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 14 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 l l4 米”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 “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 l4 米，我搞错了，
它大约 3 米宽、1．5 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 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
板只有 4 米，开复，你还欠着 10 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 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 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 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 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
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
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 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 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 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 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 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 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 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 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 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 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 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 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 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
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 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 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
如何 对 老板 说 “丌 ”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 30 年的中国人，你到 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 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 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 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 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 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 年 1 月 31 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 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
软的 offer。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刘挺认为， 研究院说他们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其实潜
台词就是让大家坐火车，这样节省费用。
“啊这不可能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在美国长大的我习惯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我说 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意思是让大家根据自 己的具体情况来作选择。
我发现，由于大家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环 境不同，我有时候无法洞悉员工的内心世界，我感 到很急迫，我不希望大家拐弯抹角，而是有话直说。
因此，刘挺进入研究院工作时，我特意把他找 来谈心。解开了刘挺的心结，但是，这不等于解决 了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 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的习惯。
一个下午，我召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