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
对于我来说，比较要命的“通才教育”是体育。
我在体育方面没有遗传母亲的基因，所有的体育项 目，都是勉强过关。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时打保龄球， 曾经拿过 206 分的高分，不过，那是因为只有保龄 球是不要求耐力和反应的项目。而哥伦比亚大学的 游泳课对我
来说，十分
要命。
哥伦比 亚大学的学 生都知道， 游泳课是每 个学生的必 修课，而且 很难“翘课”， 因为每一次 上课，老师 都会点名。 学校要求，
如果缺席游泳课，一定要认真填写一份缺席说明书。
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那么游泳课将是非常 享受的一种“休闲”，而如果你是个旱鸭子，就会觉 得游泳课很漫长。我必须艰难地学习如何尽量把自 己漂在水面上。记得游泳考试的题目是，用任何一 种泳姿在 50 米池里来回游三次，而这个考试对我来 说，几乎是平生经历的最艰难的考试，我选择了勉 强学会的仰泳，用你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泳池里漂 了三个来回。考完以后，当我坐在泳池边上气喘吁 吁地休息时，同学们都跑过来逗我，“开复，你几乎 创造了哥大成立以来，游泳考试成绩最慢的纪录。”
据说等我游完，老师都快睡着了。
大学二年级，我选择的是另外一项有趣的运动， 那就是击剑。我觉得这是一项相当优雅的运动，裁 判全程都用法语。而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每一次进 攻之前，我们都要拿着剑告诫对方，大喊一声“防 御”。从小看金庸武侠小说长大的我，概念中的进攻 全部是使尽各种武林招数，不遗余力地闪电般的攻 击，甚至要用暗器。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提前提醒别
击剑课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我们穿着击剑服做动作
的时候十分笨拙，经常躲闪不及被老师用花剑戳中。 下了课以后，总是感觉全身都被戳得生疼。
下半学期，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这样没有运 动细胞的学牛的科目——举重。在举重课上，老师 一般都是在健身房里让我们练习上肢的力量，他通 常会规定一些练习项目让我们自己练习，这时，我 就在每个练习的机器上定下最轻的重量，然后做得 气喘吁吁，像真举了很重的器械一样。这算是在体 育课方面，最能“投机取巧”的项目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最难忘的是学习中国文言 文的经历。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选择了“文言文”， 这门课只招收懂中文的学生，而教课的老师是一个 纯粹的美国人。他的中文造诣很高深，但发音还是 很成问题，因此，全班混杂着世界各地口音的中文。
我们在文言文边上标上英文注释，在“之乎者 也”旁边画上标注。一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
厚厚的教科书《 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文言文人门》）。我们辩论老庄哲学，
分析孔孟之道。老师依然是用启发思考的方式让我 理解古人的哲学。我们既学《论语》选句，也学《战 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学梁启超的《少 年中国说》以及孙文的《上李鸿章书》。现在看到当 时做的笔记，我还觉得非常可爱。比如《邹忌讽齐 王纳谏》里的“由此观之”，我在旁边标注“from this we view it”，在“熟视之”的旁边标上“look at him”。 回想当时，我和同学们经常用英文激烈辩论老子的
《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既学习西方哲学，也学习 中国东方古代哲学。主客两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 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总体世 界观而言，西方哲学侧重“天人之别”，中国哲学侧 重“天人合一”。了解中西方文化，开拓了我的视野， 这对于成为一个“融会中西”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熏陶。
大学 生 活——贫穷 而 快乐 的 口子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 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 （Russ），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 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
他身高 l78cm， 骨骼宽大，他 成了我在大学 期间唯一的知 心朋友。我们 大多数时候很 快乐，在昏天 黑地的胡说八 道中度过。
我们也搞 一些恶作剧， 对面宿舍一个
讨厌的室友总是爱财如命，自以为是，并以富家公
子自居。他身形巨胖，长得很丑，但是却认为自己 很帅。我和拉斯趁他睡觉的时候把“kick me”（踢 我）的小纸条偷偷地贴在他的屁股后面，白天他总是 不明就里地挨踢，一脸的莫名其妙。他视财如命， 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头的零钱摊了整个 屋子，然后用强力胶贴在桌上和整个地面上，他回 来以后，总是大呼小叫地去捡钱。结果，才发现那 些硬币紧紧地贴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 把钱翘起来。我和拉斯躲在暗处，嗤嗤地憋着不发 出声音，以防笑得太大声被他发现。后来，这位富 家公子到辅导员那里告状，但是他只告了拉斯，因 为他和辅导员都认为“开复这么内向温和的学生不 可能跟拉斯一起胡闹的。”当然，拉斯也很够意思， 没把我招出来。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
剧。
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 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 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最后，还一塌糊涂，然后不得不找我帮忙。我已经
习惯了做他编程作业的枪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业没做，我就故意没回 宿舍，让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实验室补作 业。当他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时，电脑发出了警告：
“今晚 11 点，所有机器将例行维修，无法登录。” 这意味着这家伙必须用短短 3 小时赶完所有作业。 对动作慢吞吞的拉斯来讲，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心 理挑战。可当他写好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 再次跳出对话框：“磁盘障碍，档案已经遗失。”拉 斯惊慌失措，赶紧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发生， 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档全部遗失。请打开 某某文档。”他一打开这个文档，就看到我的留言： “傻瓜，你上当了
——开复。”拉斯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才知道，我盗 用了他的电脑密码，并策划了这起让他哭笑不得的
阴谋。
拉斯一般很开心，但是他偶尔也会沉浸在淡淡
的忧郁里面，拉斯的背部经常不太舒服，所以他经 常不睡在床上，而是把公寓里面衣柜的门板拆下来 放在地上睡，他说这样会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 也经常陪他度过这些忧郁的时光。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 1 万美元，这在
1979 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 数目。学校一年给我 2 500 美元的助学金，父亲给 我 2 500 美元，贷款 2 000 美元，剩下的 3 000 美 元，都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 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况 跟我类似，他的父亲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 监狱当狱卒，收入一般，母亲是家庭妇女。因此， 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 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 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 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半夜我编完程， 他洗完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有时候时间晚
了，我们俩都饥肠辘辘，冰箱里又没有吃的，我们
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不过，我还是爱吃中国菜，有时候我大半夜带 拉斯坐地铁去唐人街吃饭，我们要大碗的广东炒河 粉，要最大份的京都排骨，炸得香香的两面黄炒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粥。慢慢的，他也爱上了中国菜， 每 次 都 吵 着 要 去 吃 “ rice sticks ” （ 河粉） 或者 “porridge”（粥）。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 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 7 盘不同 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 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 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
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 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 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 从学校食堂搬回来 25 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 糕。我们计划做 20 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
的饭钱。
25 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
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 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 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 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 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 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 粤菜馆，叫了 6 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 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 让我们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 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 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
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 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作出了非 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 IT 工程 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
10 多岁的妻子。2005 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
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
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 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 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