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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梅也同意弗罗姆如下观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他也认为爱与意志从心理上看是两项相关的活动，这是因为“爱与意志部表现了个人向对方的延伸、拓展和趋进，表现了个人希望影响他或她或它，而与此同时又敞开自己，以期被对方所影响”。意志可以阻止爱，反之亦然。但是，人生最高的高原是出现在这两种人类表现在性交中取得和谐统一的时候。把爱与意志结合起来是人类生活的任务。
在谈及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洛。梅讨论了自由和他的意向性理论。他因袭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建立意志这一概
念的理论。这反映在他给自由所下的定义上：“我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人在各种刺激面前暂停一下然后对这种而不是那种反应进行选择的能力。”这一洛克式理论（见第五章，ｐ．８１）我们在詹姆斯的“持续注意力”观念中（参见第七章，ｐ．１３６）已经论述过了。它具有一个致命的难点，即：必须首先解释这种暂停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进行选择是怎样“自由地”完成的。
虽然弗罗姆并没有以我们的方式分析问题，但是在他所称的悖论逻辑（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的理论中却具有辩证性。他把这一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即实证性的）逻辑相对照，并指出它如何在东方宗教和各种类型的神秘哲学中占统治地位。他正确地指出：“对立并非现实的要素，而是人心的本性之一。”这样，弗罗姆的理论就具备了我们认为是对自由意志的正确描述的全部实质，包括他确认人类由于具有反省的智力而能够超越自然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位理论家。明摆着的事实是：弗罗姆和罗洛。梅都是目的论者。他们都会认为，要正确地掌握爱（不是色欲）、意志、欲望、意向、义务等人类行为，就需要用目的因的词语来解释。
结论
通过对通俗心理学的评述，我们已经认识到，那种买这些书，把它们应用于实践或从中吸取激励人心的养分的动物
并不单是一种中介机构。这些书都用上了目的劝诫作为标准的精神食粮。它们对现实中的他或她加以认可，然后列出了通向明确规定的目标的一系列审慎步骤，指向更为幸福的明天。它们提倡个人责任、决定，以及对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承诺献身感。最重要的是，虽然它们用控制论的机器作了一种错误的对比，但它们还是告诉读者，作为人［或自我编制程序者］，我们是可以自由地指导自己未来的航程的。把第十一章的内容与第六、七、八、九、十章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满有科学信心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本性是能够通过响应来行使意志的自由的。
第十二章 我们的人类本性及其保持
在讨论了很多有关自由与责任的问题以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旅程。现在，具体整理出１０点，作为我们对人类本性目的观的概括和总结。希望读者能以此作为现成的参考资料，以便在今后能够培养甚至捍卫自己的人性。
１．自由意志指的是改变那些我们为之而发出行为的前提的能力。个人责任则指我们承认自己在确立前提中的作用。这种自由具有明显的限制性。
由于具有辩证推理的能力，我们人类在与现实输入刺激的关系中总是采取双重的、面面相对的立场。无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视觉、触觉和嗅觉，或是我们对过去这类经历的回忆，还是电针刺激我们的脑子这样的人为经历中，我们总是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东西要么是现时双重的，要么可能是其反面！因此，我们就得在将要认识的东西中采取一种逻辑上必然要求的立场。这就是说，我们绝不是受境遇的直接控制，而总是受我们对这些境遇所作的断言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然倾向是：我们会对外部经验的“事
实”或“无疑的真理”采取一种轻信的（如果不是易于受骗的）态度。我们首先以感官输入作为根据，相信这些根据反映了“那个”现实，尽管我们知道事情可能是与此相反的。我们也会采取惯常的态度，并采纳别的重要人物如父母和类似父母的人的观点，以比作为生活中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的代表。当这些人控制我们时，他们是通过使我们相信他们的断言是“正确的断言”来进行的。
当然，这完全是非常自然的。不断成熟的目的有机体需要一个响应的基础。而且，毫无疑义，一个社会的文化连续性就被这种孩子继承父母断言的过程所巩固和加强了。可是，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继承了别人的观点而容易产生顺应不良症，也不会因此而接受某种错误的观点。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接受父母或文化的价值观时，我们偶尔也在所表述的意义之中看到辩证的抉择和矛盾，因而导致个人在父母的主题上产生某种变异，或者对它全然加以拒绝。换言之，我们不断成熟的自由意志判断力正在被运用，尽管我们还没有对我们为之安排和度过生活的全部断言作过全面的检查。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对响应过程中肯定的、以“那个”的形式出现的诸种意义而深感不安。对于人们来说，检查生活中的前提并不是基本的需要。一次没有经过细致详尽的检查和个人选择而被肯定的断言也并不一定比一次得到充分完满考虑的断言效率差一些。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开始丧失吸引力时，我们就必然会试图对我们为之而一直在创造着我们正处于其中的境遇的那些理由作一次至少是粗略的检讨。我们在第十一章谈及的很多劝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
赖以检查生活并希望能矫正现状的框架。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自由地认为自己很美，但如果我们就凭这种强烈的自信而参加选美竞赛，那就不够明智了。我们总是提倡在生活中进行现实性的检控。自由意志不能只因一个人由于金钱上的没有自由去购买他想享有的东西而被否定。生活允许我们采用的那种前提是可以从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如所断言地参与到决定事件的过程中去。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心灵上决定的努力使生活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绝不会完全被限制在面对的一种而且别无其他的现实上。我们作出选择的范围可能被身体、社会经济因素、种族或性别所限制，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辩证推理能力，我们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谈判，重新协商个人契约。那些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的人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人性。我们把他们称为信心低落、沉沦颓废的悲观主义者。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某些借口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不同说法罢了。
２．绝不要把价值观与评价过程混淆起来。价值观可以改变，但作为纯目的因果关系，评价过程总是与我们同在。
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把价值决定、受珍视的见解，以及价值信念等，与作出这些选择的过程区别开来。中介理论使人觉得人类所遵循的价值观似乎是无限的。在使一个人相信“这个”价值而不相信大量的“那些”价值时，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安排一连串的强化因素，使前者与令人
愉快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相反。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事实上，在那些我们为之而意欲发出行为的问题上只有一定数量的可以解释的根据。我们可以从这些被视为有价值的假设中的一个转到另一个从而改变自己的根据，就如一位妇女为了要停止节食，把每个机会都看成是一种“特殊情况”一样。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原则：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一切日常限制都可以抛弃。严格的循规踏矩的人可能会说这位妇女的行为前后矛盾或反复无常。但是，它并不缺乏被肯定的根据，而且，这些根据也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
事物还有其另一面。甚至当我们完全理解对手坚持他的所作所为的根据时，价值观冲突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例如，我们可能相信剥夺别人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如战争、受到人身威胁等）是满有道理的，但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观点，甚至会对他坚持这种观点表示敬意，可是我们却不能由于他的价值观而发出行为。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肯定与自己的相对立的观点——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价值不可能被“强化”到个人的信仰体系中去——如果这个人的意愿恰好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享乐高于原则的价值观，那么我们肯定可以给他相应报酬而让他和着我们在生活中所珍视的旋律起舞。但是，我们绝不可能塑造那些价值观与我们有冲突的人们，使他们想得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自己个人的考察而重新评价，从而肯定与我们的相和谐一致的前提。然而，在研究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能够以动力因的方法促成目的因的变化！
这一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评价。这一判断行为是响应的核心，是心理活动中纯目的因果关系的反映。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这个过程的。我们将总是对我们的生活境遇进行评价，用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断言来影响我们现在知道的或可能知道的东西。总之，虽然我们可以自由改变自己的断言，可是，在没有断言的情况下我们却不能自由地发出行为！那些认为自己在生活中完全具有裁决力的人是抱有严重的错觉。认识一个人所断言的东西和为什么他喜欢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断言，这是一种责任。忽视这一责任不能被视为丰富了人类经验。那些认为他们自己不能判断、不能选择、不能为一项断言辩护的人，就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