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被看作感官输入的线性序列。这一点似乎是把人称为机器这一比喻的基础，因为人也像机器那样处理信息。而且，当培训者和某些参与者之间产生交流的时候，培训者的行为具有半控制论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真正的人本主义或辩证论的性质。在那１５小时一节的课程中，听众偶尔也可以对培训者说话，即有时培训者要平息人们对培训程序或培训程序给参与者带来的预感的抱怨。在抱怨被平息后，培训者并不像禅宗大师那样否定抱怨的内容，也不会评论这种批评所包含的范围更广的意义。他只是说“谢谢，我知道了。”或“谢谢，我承认听到了你说的话。”这时，抱怨的人就要把麦克风交给另一位参与者，后者可能会谈出自己个人的参悟或感想。
培训者有时偶尔也给正在作自我展示的参与者作某种解释。例如，一位妇女起立抱怨说虽然她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是忠诚的，但男人们似乎总是辜负她的信任。这时，培训者就
会从伯尔尼的交易分析中引经据典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小姐，你的行为正派，可你是个职业的受害者。”小组中的其他活动包括我们在别的方法中看到的放松与冥思，中间插入积极的身体锻炼以使人们在长时间的静坐之后加速血液的流通。否则，在这样长时间的静坐中，人们不打瞌睡才怪呢。
关于埃斯特就谈这么多。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有关人的浓厚的辩证目的观，尽管这种观点披上了一层机械论的外衣。把人们称为计算机并相信一个人在经过６０个小时所“发生”的东西以后给这些计算机编制了新的程序，这是歪曲他正在加以利用的现象。在埃斯特的培训过程中，人们对自己人生的新断言（新的肯定）承担了责任，但这一过程的响应性被全然忽视了。一个人绝不会把责任当作程序编入计算机里的，因为责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赖于人对程序为之而编制的根据的认识。如果人的确是计算机，那么，埃尔哈德有关摒弃语言符号的所有谈话就只能是用一盘这样的中介电子录音磁带代替了另一盘。机器是不能像埃尔哈德希望他的学生那样进行自由体验的。对他的方法作一番毫无偏见的研究，人们肯定会认为埃斯特把禅宗的顿悟西化了，以便从参与者们所胸怀的期望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他们都期望着从这个马拉松式课程的新的实证性程序编制中将“获得”并“已经获得”某些东西。尽管埃尔哈德加以否认，然而在埃斯特中，对扬基式机械论的信念归根结底还是彻底战胜了对禅宗顿悟的信念。
误区
心理学家韦恩。戴尔在他关于自拆台脚行为一书《你的误区》中一开始就告诉读者：“选择和抓住现时刻的生活将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中都得到强调。”这当然符合“如何做”运动的最优良传统。但是戴尔确实也有个新花样：他用逻辑三段论推理法作为的的方法的基础。他要求读者思考——大前提：“我能控制我的思想。”小前提：“我的情感来自我的思想。”结论：“我能控制我的情感。”戴尔为大前提找到了理由。他暗示甚至当有些东西不知趣地突然蹦进我们的头脑中时，我们是有能力把它们赶跑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梦中思想或出现在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个体心中的幻觉来对这种逻辑提出质疑。可是，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心理反应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他的小前提或许更难令人接受。他声称，研究表明，情感是脑中一个“思维中心”的产物；没有大脑我们就不会有情感。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神经的电冲动与思想本身区别开来。正如彭菲尔德的研究表明的，这两种过程很难说是同一的。彭菲尔德既能用电刺激引发思想，又能引发情感，但他的病人却依然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这种脑力活动过程是他们［自我本体的］思想的产物，什么时候不过是人为刺激的结果（见第十章）。无论事实如何，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现代心理学家鼓吹一种如何控制情感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
弗洛伊德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１９世纪公认的观点。这是一种意志力心理学。当我们看清楚戴尔推出的具体建议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概括地说，他推荐出来的东西足以改变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时所作出的前提。在这方面，焦点总是落在个体生活中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戴尔鼓励读者按如下方式重新构筑自己的前提：我们不应接受错误前提“你伤了我的感情”，而应对自己说“由于我对自己说了有关你对我的反应的话，我伤了自己的感情”。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使我恶心”，而应承认“我使自己恶心”。还有，我们不应用“她（他）使我激动”来欺骗自己，而应承认“每当我在她（他）附近时我就使自己激动”。在识别出这些容易使我们平静下来即防止我们实施自己的确想做的行为的大前提后，我们就重新解释这些前提，然后（用我们的话说，从心理上或从目的因上）决心实施截然相反的行为。
戴尔鼓励读者在选择时把幸福置于不幸之上。如果我们在交通阻塞时易于“大发雷霆”，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允许这样的自拆台脚事件恣意发展。我们最好是哼一曲小调，口述几封信，跟旅行式录音机说几句话，而不要发这样无谓的脾气。我们必须停止寻求别人的认可。一个相信别人、认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人必须学会说：“我可以不再爱你，但我现时还不想这样做。”我们还必须与过去决裂，清除如下的说话倾向：“我现在”如何如何。例如，“我不擅长跳舞”或“我的阅读能力不佳”。我们最好说：“我过去从来跳不好舞。”或者“我过去认为自己阅读能力不佳。”戴尔长篇大段地谈了
一个人应该摆脱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过去行为模式（如在一定的时刻而不是在真感疲倦时上床睡觉）。
这整个论述的要点是要检查一个人赖以作出行为的根据，然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通过预先检查辩证变化）调整这些根据，使它们更有利于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
戴尔在他的书中以逻辑推理为起点，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当他着手从心理上解释人们的错误或正确行为时，他就无法坚持这种目的论解释了。我们应该明白，逻辑其实是一种目的分析法，它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根据、断言、前提，以及从这些先行项推断出暗含意义或意向所采取的步骤。逻辑绝不是机械的，尽管有些机器也可以制造出来进行实证逻辑推理（见第十章）。然而戴尔却觉得有必要按照心理学中典型的强化理论来解释行为，用洛克的习惯概念来解释他极力试图分解的那些模式。例如，他告诉读者：“为了这种〔错误的〕思维你已进行了数千小时的强化。你需要以数千小时的新思维，即为你自己的情感承担责任的新思维，来使天平取得平衡……经过有生以来的强化，你学会了你现在所具有的习惯。”
假如戴尔确实相信人们可以作出选择，那么他有关习惯和强化的观点就可能与传统的学习理论不同了。可是，他并没有使这些差别清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读过他这本书的机械论心理学家很可能会从他对习惯的强调中看到一个典型的中介模型，即人是以“强化物”为基础被动地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地作出响应的。所以，尽管戴尔的实用心理学以某些表达目的的建议为依据，但他的正式理论立场却使我们怀疑他所揭示的人性形象究竟包含一些什么。
爱与意志
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爱。虽然我们将要讨论的书不是典型的“如何做”之类的书，可是，这些书却真正以基本上通俗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重要的人类经验。我们将谈及两本书：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埃里克。弗罗姆的《爱的艺术》和１９６９年出版的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尽管这两本书都是在７０年代引人注目的性革命前写成，然而在处理构成这一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的复杂问题方面，没有别的书比它们更好了。而且，相当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把爱的讨论与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弗罗姆说，爱是我们对那些我们喜欢并愿与之融合在一起的人的生活和成长的主动关切。男性和女性具有辩证的属性，一方的行为方式是对另一方行为方式的规定。爱的最高理想超越单单一个特定的爱的对象，而推及到“整个世界”并体现在博爱这一概念里。为了实现成熟的爱，情爱或性爱必须把肉体吸引与博爱这一更为宽广的情感结合起来。这里包含自爱，但它与自恋却不是一回事。
弗罗姆说，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性欲情感，因为“爱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用自己的生活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作出全面承诺的决定”。爱是一项信义行为：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希望以此导致被爱人的爱。自动机器是不可能爱的，因为它们缺少一个自我本体，因而不能用个
人的任何东西进行冒险。弗罗姆介绍了爱的实践的一些守则，包括严于律己、专一、耐心，以及对掌握这一艺术的无上关切。但他的分析的要点是：爱是一项目的性活动。
罗洛。梅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现代男人和妇女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在实践性爱时缺乏爱欲。性是一种需要，爱欲则是欲望。性紧张在射精中得到释放，可是，使男人和女人进行交媾结合的首先是爱的渴望。用我们的术语说，性最好用质料因和动力因果关系来描述，但爱欲却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结合。罗洛。梅觉得在现代性自由中我们用性技巧代替了性爱激情。性变成了某种在技术上必须正确的东西，似乎性是一项竞技运动，参与者在竞相达到最大的射精释放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关性交“如何做”的书却在使这一经验的丰富含义大为减色。事实上，罗洛。梅认为，性无能的事例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