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休息一天再去上班，但我还是坚持着去25华里的乡政府上班了。我想，同我的祖先千里迢迢的跋涉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回“老家”的最大收获吧。
2 我的先祖（路远情深）（3）
2我的先祖（路远情深）（3）
始祖从山东来到东北“逃难”，我想也许他们没有带过来家谱，或许即使带过来了也会在半路上丢失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家谱在兵荒马乱中不知去向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曾念过识得字而无法续写……现今我手中的家谱，是我从堂兄李巨元那里得到的，抄本，原本在李福元的爷爷李春和那里。经我四伯父李若桂验证，此家谱与原本无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李氏家族到我四伯父这一代只有6辈人，他们年年供奉祖先，对先祖可说得上是如数家珍，不会有误的。
四伯父小的时候见过他的曾祖李发，李发是始祖的孙子，他不会记错他爷爷和父亲的名字的，也口传给了他的后人。所以，我们后人才知道李发的母亲姓张，他的奶奶姓宋。但不能肯定张氏是东北生人，宋氏一定是山东人。太祖李焕绪之子李发和妻子刘氏确系辽宁生人，无疑。
李发和刘氏生有五子，结束了上两辈人的单传，人丁兴旺起来了。我的曾组排行老二，和其老他哥几个比起来，也是人丁兴旺，他有3个儿子1个女儿。曾祖心灵手巧，会做粉条，人称“二粉匠”。除了做粉条，曾祖还是个木匠，他亲手做的饭桌子（炕桌）至今还保存完好，还能使用，存放在我的老家德盛堡一个邻居家里。这个炕桌是父亲独自过日子时，曾祖给他打造的。炕桌是两块柳木板子合起来做的桌面，年深月久了，本来很白皙的桌面早已变得泛黄。桌面的背后被烟熏得很黑，有许多被蛀虫蛀出来的圆圆的孔洞，细粉丝那么粗细。但现在蛀虫已经不再蛀蚀了，怕是木已老矣，蛀蚀它不能果腹吧。
我们住在孟家窝铺的时候曾祖曾到我家来过一次，不知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走的，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和曾祖母生有三男一女，女的就是我的姑奶奶，婆家姓赵，住在新城子区郝心台。曾祖晚年时就住在他的女儿家颐养天年，80多岁才去世。
自家父做了教师，我们就四处游荡，曾祖和姑奶奶她们的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听祖母说，姑奶奶有一男一女，女儿赵秀环在沈阳大东食品厂工作，是个面点师。她嫁给50年代的复员军人杨勇，夫妻俩一生也没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养女叫杨慧。姑奶奶60岁之后，就住在女儿家，后来又去了黑龙江南岔的儿子家安度晚年。
1965年之后，我们才得知失散多年姑奶奶的上述信息，我和家父还有我的孩子时常去看望姑奶奶和杨秀环姑姑姑父。每每去时，姑奶奶总要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孩子，还有几句嘱咐的话：“听大人的话，啊，这些钱给你们买些本，铅笔什么的，拿着吧。”那时的姑奶奶早已是古稀之年了，依然不忘激励孩子上进。
表姑夫妻俩本该享受无牵无挂的清福，谁知道她得了绝症，于1985年病逝了。我看望她的时候，她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一副奄奄一息的无奈，很是可怜。那时候，姑奶奶很坚强，一直守候在女儿的左右寸步不离。
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姑奶奶才去了黑龙江的儿子赵长庚家。表叔赵长庚是火车司机，家住南岔车站附近，工作在小白站，那是他不再开车了，做行政工作。
1986年，我和同事王贵驱鹤岗搞外调，途中在南岔下车，顺便看看姑奶奶，他是我们李家辈分最高的长者了。
下车后，我就向车站的人员打听赵长庚的住所，他们都知道，很热心的指点给我。
姑奶奶身体依然硬朗，精力还是那样的充沛。我细细地端详她的面孔，他和我记忆中的曾祖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额头与眼睛，还有肤色！
姑奶奶怕我出门在外缺少盘缠，也知道我孩子多，非要给我钱不可。我一再拒绝，说，姑奶奶，我还要给你零花钱呢，我都这么大了，好意思要您的钱吗？这时，她悄悄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
接过姑奶奶的钱，长庚婶就回来了。我拿姑奶奶的钱回敬给表婶，说，没有什么可买的给您，您自己买些喜欢的东西吧……
临走的时候，姑奶奶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我们都知道，大概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但谁也没有黯然的神色，姑奶奶就是那么坚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
我趁着姑奶奶拉着我的手，借势给她50元钱，这也是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孝心了。
我和王贵又踏上了东去的列车，他对我的姑奶奶好一番赞叹。他说，老人家了不起，事办得太明白了，她怕她儿子媳妇瞧不起娘家人，才有“老王家的钱，倒老王家的眼”的一幕情感剧。
姑奶奶在沈阳的时候，几次回老家串门，也是回娘家。每次过来，她总到我们家来住，不到其他两个侄子家住，李若桂、李若祥都是她的亲侄子。
我的祖母曲氏是她的亲弟妹，李若桂、李若祥是她亲二哥的儿子。祖母健在的时候，姑奶奶和她有说不完的话，遗失很多的家史都是听她们的谈话得到的，弥足珍贵。
姑奶奶所以愿意到我们家来住，一是别人家没有平辈的人了，而是情有独钟。情，就是姑奶奶对孤儿寡母的同情真情，还有她关爱从小就没有母爱的我的父亲。
1986年，因为表叔赵长庚在铁路上工作，没有一个准确的通信地址，加之全国有实行了邮编，我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几封信都打了回来，遗憾啊。但愿他老人家健在，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阿门！
2 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2我的先祖（曾祖子孙）（4）
曾祖有3个儿子，老大李春茂我叫他二爷，是按家族大排行叫起的。曾祖的次子即我的祖父李春荣，后来因为家父过继给李春园，我就叫他为三爷了。曾祖的三子就是李春荣，大排行第六，也就是我的六爷，我没有见过。
二爷为人忠厚不善言谈。二奶佟氏则是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二爷和二奶一生有三子一女。晚年时二爷不愿意在儿子家生活，就去了女儿家，女儿是他们的大孩子，家住大屯，离娘家的老家20多华里。1960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二爷病故在女儿家，在他过世之前，二奶已经在他的二儿子家去世了。二爷的长相很像我的曾祖，高高的个子，瘦脸膛，红胡须。
小的时候我经常见过二爷，但记忆中他从来不和我说话，好像也不看我一眼。死后女儿把他安葬在了当地，后来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六大娘主张把他的遗体迁葬到老家来。主意已定，六大娘、六大爷还有李巨元和我，把二爷迁葬到来家来，下葬到祖坟那里，算是入土为安了。他生前绝对不会想到，我为他也尽了一点孝心吧。
二爷的长子李若桂，我叫他四大爷；次子李若祥，六大爷，三子李若成，我的九叔，我们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
李若桂娶满氏为妻，即我的四大娘，大名满淑英。也就是从这一辈起，大娘和婶婶们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大爷生有一子三女，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不愿意和在齐齐哈尔的日子一起生活，去了沈阳的小女儿李亚杰家安度晚年。
四大爷很像他的母亲佟氏，能言善辩善解人意。年轻的时候，他曾是李家的“浪荡公子”，吸过鸦片。要不是新中国改天换地，他早就命丧黄泉了。四大娘去世前，老两口和我们同住在德盛堡，相距一里路。除了自食其力种些责任田，不足的部分由沈阳的二女儿李亚香和小女儿补给，其生活水平还是很好的。四大爷是标准的“年轻靠父母，老来靠子女”的主。
大家大业的时候，四大爷有些玩世不恭，祖宗的家业任由他“挥霍”。到了晚年，也是丰衣足食不愁柴米油盐，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命好。他也确是个乐观派，许多别人认为“愁事”，他都一律置之度外，甚至是置若罔闻。
儿子媳妇和他处不来，干脆就井水不犯河水，个立门户。大女婿更是“浪荡”，大女儿李亚芝早就同他分居了。李亚芝大姐是我们这辈人的老大，身体很是软弱，冬天一到就哮喘。加之生活上时常捉襟见肘，在贫病交加的背景下，不到60岁就离开了她的3个儿子。二女儿李亚香是我的二姐，比我大一岁。她性格爽快处世老到，是个“到得去”的人。悲伤的是，二姐夫患了痴呆症，走失了，至今没有下落。四大爷的三女儿李亚琴也在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上班，她比我小，妹夫整天泡在就缸里，夫妻俩吵嘴成了一日三餐。小女儿最为孝顺了，可摊上一个弱智孩子，让她终日头疼不已。
在外人看来，四大爷都该为此闹心、忧心，但他从来都是“心不在焉”，或是熟视无睹了，心胸达观得很。
四大娘去世后，四大爷去了她小女儿家，承担起照顾痴呆儿的重任。人老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少不舍力，老不舍心”吧。1998年我去了北京，四大爷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依旧是耳不聋眼不花，四两半斤的酒还是挡不住他那张嘴。那年我们分离了，也是最后的一面。等我回到沈阳，他去了大连，病逝于2004年，骨灰安葬在老家，和家父同处一个坟地，墓碑前后不到3米，那里还有我的六大爷。
回想起他在老家和四大娘独立过日子的时候，一有大事小情总是找我商量。他对他的亲侄子李巨元显得不那么亲热，说他什么事也办不好，二哥人很老实的，也不和他计较。
1985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忽然有人敲我的窗户，原来是四大娘过世了。她怎么会死去？太突然了！等我和二哥李巨元到他家时，已经是午夜1点时分了。天亮后，在沈阳的女儿们也赶到家里，她们又给在齐齐哈尔的儿子女儿打电话报丧。
齐齐哈尔的女儿来了，儿子却不见踪影。
按农村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许多事都是要由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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