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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观点是很清楚明确的。可是，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往往“各取所需”地撷取其中的片言只语。鲁迅在讲到“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而不是讲到它的思想内容时，曾讲到在明代因为有过都察院的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才得以收进书目中，好些文章抓住“官书”这两个字大做文章，似乎鲁迅也认为《水浒》是官书。鲁迅关于“反抗政府”与“帮助政府”的“大不同处”被抹煞了。硬说鲁迅认为宋江同黄三泰、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甚至“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路货”，甚至宋江更坏些，“表演得要更充分”。鲁迅给姚克的信被解释成指的是鲁迅看到起义军中有”替天行道”的代表人物宋江，也有“不替天行道”的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等革命造反派，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把这些与鲁迅思想毫不相干的观点强加到鲁迅头上，好像是抬高了鲁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鲁迅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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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及《水浒》，大体有两类文章。一类是专门论述《水浒》的学术著作，一类是涉及《水浒》的杂文。对前一类著作，只需要准确地理解它的全部含义，不要歪曲引申，就可以说代表了鲁迅对《水浒》或《水浒》人物的观点。至于后一类杂文，鲁迅常常是取类型以砭痼弊，撷取《水浒》或《水浒》人物的一个方面作例子来说明问题，远非对《水浒》及某个人物的全面评价。例如说，对于李逵，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就对他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有所非议，说“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在《流氓的变迁》里，鲁迅对李逵劫法场的乱砍看客也有所议论，并说水浒英雄“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对于打方腊，他又说“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有予以肯定的意思。能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就是肯定接受招安、打方腊，否定李逵等水浒英雄的结论呢？能不能因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就认为必须跟着否定李逵、肯定打方腊呢？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当然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流氓的变迁》本来就不是专门评价《水浒》的论文。鲁迅在这里抨击的是当时在中国社会里孕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流氓。为首的是以蒋介石为头目的卖国流氓政府。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但在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出了奴才的本相，他们豢养了一批“尽力地维持了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之流。此外，又不定期有一批在革命高潮时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在白色恐怖下成了这个流氓政府的奴才，“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还有一些依然挂着“革命文学家”的招牌的才子加流氓。他们都“终于是奴才”。鲁迅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包括《水浒》事例、宋江事例，生动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流氓的由来和发展，狠狠地鞭挞了那些投靠中外反动派的大大小小的流氓。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讲到《水浒》的梁山好汉的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不少人就把它说成是评论《水浒》的文章，并把它捧到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似乎是仅仅这一句话就道出了《水浒》的全部实质，代表了鲁迅对《水浒》的全部观点。
其实，如果我们全面地探讨鲁迅的著作，完全可以看出对于《水浒》，对于宋江，鲁迅除了谈到招安平方腊之外，也肯定他们“反抗政府”，“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认为这种反抗心是同万劫不变的奴才的区别。对于宋江们的被杀戮，也有过同情的表示。应当说，鲁迅讲的“终于是奴才”，只是宋江等人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就像他讲述李逵的乱砍乱杀，也只是李逵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一样。目的是用宋江们的终于投降来揭露那些假革命的流氓本质。把完整的一段对于《水浒》的一个方面的评论，只取其中的一句话大事渲染，而无视其余的评论，距离实事求是的要求实在太远了。
当然，就像对于李逵的乱砍乱杀的态度一样，鲁迅对于宋江们终于受招安的批判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鲁迅并不因此而全盘否定宋江，更未因此而全盘否定《水浒》。鲁迅曾经在另外一些地方谈到起义农民的局限性。他说：“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他指出，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并常常被利用为“三五热心家”推倒皇帝，过皇帝瘾。他认为不能把《水浒》的反抗精神同现实的革命划等号。对于《水浒》的招安等问题，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作了具体分析：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鲁迅一方面对宋江们的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同时又指出小说的这种描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宋末元初，居住在中国边远地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侵中原，民族矛盾尖锐。这时，抵抗“外寇”是人民的愿望。农民起义军接受招安，抵抗入侵，是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作品反映的，体现了人民的这种希望。这种意见应当如何看，可以讨论。鲁迅在这里肯定招安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因而并未对招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比较清楚的。有的文章连这样明确的意思也加以曲解。他们在引用了这段话的开头之后，笔锋一转，竟说什么“这就把《水浒》放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剖析，从而看到，宋代人民被迫起来同官兵作战，常常把官兵打败，统治阶级的文人便想出招安农民起义军的主意”。用这种观点来冒充鲁迅的观点，而还居然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实在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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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氓的变迁》一起当时很被注意的，还有据说是鲁迅非常不满金圣叹腰斩《水浒》而写的那篇《谈金圣叹》。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办了一个《论语》半月刊，提倡所谓“幽默”、“闲适”，大写那些“无关社会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的小品文。他们提倡的其实是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帮闲文学。金圣叹也成了他们小品文的话题。林语堂带头大谈金圣叹，写什么《金圣叹之生理学》，介绍金圣叹认为“两肾专主忆持（记忆力）”之类的奇谈怪论。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中坦率地说：“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金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把“论语派”拉出金圣叹来大谈“幽默”的实质揭露得很透彻。
《谈金圣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并非全面评价金圣叹的一篇杂文，其主要锋芒，是把金圣叹做话题讲“幽默”的“论语派”。因此，如果要论及鲁迅对金圣叹的态度，对金圣叹评、改《水浒》的看法，当然得参照鲁迅的其他文章，参照鲁迅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完整的观点。
对于金圣叹与《水浒》，鲁迅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的。他肯定金圣叹对《水浒》的修改，“字句亦小有佳处”，也认为后面的二十几回“结末不振”，“确如金圣叹所说”。鲁迅反对金圣叹，是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司以”。
为什么说金圣叹昏庸呢？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很明确地指出，是由于他“究竟近于官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痛恨‘流寇’”。因为在老百姓看来，“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他们不会同意金圣叹那样处理，让宋江们“在童贯高俅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擒”。这里丝毫也没有涉及接受招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宋江分明持同情态度。鲁迅曾经批判过《荡寇志》，认为它把事情说成是“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金圣叹的昏庸，同《荡寇志》的煞风景，性质是一样的。
梁效却带头把鲁迅这篇文章说成另外一个意思。在那篇《鲁迅评评得好》中，他们硬说：
金圣叹从反动立场出发，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鲁迅对此非常不满，就是因为砍掉了这一部分，便失去“原作的诚实之处”，掩盖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
鲁迅在《谈金圣叹》中讲到金圣叹的批注小说传奇的毛病，曾经讲过：“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