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宋词- 第34部分

　　　　这一次在台北故宫里展出的文物里面也有很特别的资料，比如与契丹的国书，我们看到这个国书非常有趣。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可以平等对待周边民族的朝代，当然我们说平等是因为别人也很强，所以你不得不平等，可是唐朝从来没有把旁边的人平等对待的。

　　　　大家知道清朝的外交部叫“理藩院”，处理与藩人打交道的事务。英国人一直不知道理藩院什么意思，等到他们知道以后，强迫清朝把它改掉，叫外务部。以前叫理藩院，因为它没有外交，清朝认为你们就是朝贡来的，你们就是来朝拜的。所以宋朝是少有的一段时期，它与邻邦有一个比较平等的关系，彼此有使节来往。这一次台北故宫的宋代文物展出让我们看到，宋朝非常懂得谈判，懂得订和约，懂得怎么样保持一个比较永续的和平状况。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不要小看宋朝的谈判能力，它把辽、金、西夏三个强敌都拖垮了，这三个朝代都比它早完蛋，而它还在。三百多年它可以维持，就完全靠它谈判的手法。其实当时西夏、辽、金的兵力都比宋强，随时都要打的，所以它就一直用谈判拖拖拖，把三个都拖垮了。

　　　　当时的大理国，就在现在的云南、贵州等一带，当时是独立国家，宋朝没有说要把你纳入我。大理国当时有画佛像的一个画工叫张胜温，他是用自己民族的服装和特色把佛像整个画出来，这次也在台北故宫展出。张胜温有可能是宋朝过去的画工，由于不打仗了，彼此来往，就说我派几个画家或者书法家去你那边帮你。那个时候像辽和西夏，都非常希望苏轼能够到它们那边去做大使，因为很仰慕他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章写得极好，当然宋朝不会让苏轼过去。

　　　　这次宋朝文物大展里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重新去定位这个朝代。它同周边很多政权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非常微妙。我们看一下张胜温佛画的细节，非常的写实，对于我们了解云南这个地区过去独立的文化跟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它是保留在宋代宫廷里的东西。我们看到唐朝把外族画得丑得要死，都是来进贡的。可是宋朝它会保留一张画，画跟它平等的一个独立国家，表现它的文化状况，这张画现在很多人在做研究。

　　　　宋代文化的发达

　　　　还有就是宋代有大量书籍的出版。我们在唐朝还很少看到活字印刷的出版物，而宋代开始大量活字印刷。宋版书在今天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因为大家知道西方的印刷要到元朝以后，印刷术传到了欧洲，德国人古登堡用它来印《圣经》，那大概要晚了三四百年。活字印刷引发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而在宋朝时已经非常普遍。宋代的文化和教育成就这么高，与它出版书籍这件事情有关系。

　　　　这一次台北故宫非常用心在做这个展览，因为其实不是只展览书法、绘画，它还展览出很多宋朝的收藏品。我们才知道孟子的书在宋朝已经这么普遍，它已经是一个通行的出版品，民间都在读这样的书了。唐代的文人大部分还是贵族出身，如果家境不好，你很难读书。可是宋代，教育的普及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状态。

　　　　欧阳修当时收藏了很多古代的碑，然后做了一个整理，叫做《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他们夫妇也写过《金石录》。宋代对于古代的文化有历史感，觉得这些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在地上让它荒废，要把它收藏起来，而且做研究，这是最早的历史学、考古学的观念。

　　　　还有私人的修史，过去都是官方修历史，关于私人的修史，你看司马光十九年写《资治通鉴》，基本上是以民间身份去修历史，所以这些方面都说明宋代的文化不可以等闲视之，它真的有一个很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部分。

　　　　南宋时候一个重要的理学家、一个大学者朱熹写的《易经》这次也展览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对朱熹的印象是一个很刻板的学者，有一点保守的感觉，可是看他的书法，你可以看到笔力之雄强，气度之大，让人感觉到他在文化上的自信是非常惊人的。宋朝很多文人自己有作品了，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文集，《晦庵先生文集》就是朱熹自己的文集。文化一定要到一个程度，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像李清照也有她自己的词的总集出版。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家出版自己的文集，恐怕宋朝还是排名第一。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但丁他们出诗集，都还是旁人来帮，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出文集。当然在今天，我们要出一本书，不是太难的事，可是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一个作家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宋朝绝对是排名第一的。

　　　　有种“刻版”的佛经在民间也非常流行，当时宋的南边有吴越国，其实也是独立的，就是今天的江苏、浙江。他们刻出来的刻版，就是这种木板上刻出来，可以大量印的。我们知道发明刻版印刷是在唐朝，咸通九年就有了刻版印刷的《金刚经》，可是唐朝并没有普及，真正普及起来是在宋朝。宋朝为什么会普及？因为它不打仗了，把很多经费拿来做文化的工作。这种东西要慢慢去刻、去雕，一个字一个字雕出来，然后再印刷，要很多财力跟人力的投资，所以大量宋版的这种图绘和印刷的书籍，包括图和文的都有，慢慢都开始出来。在现在世界的拍卖市场上，宋版书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改朝换代只是政治改换，文化不能改

　　　　宋朝整个民间对于历史出现了兴趣，所以他们会仿制商周的古铜器。一个文化的时代，它会有历史感，它会发现改朝换代只是政治的改换，可文化是延续的，文化不能够改，因为文化是累积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放弃前面的文化，重新开始一个文化，人类的文化从来没有这样。宋代非常清楚当战争不发生的时候，文化就必须要延续。所以商朝、周朝已经离它这么久了，可是它觉得要继承商代和周代的文化，所以他们会重新学习经文，刻在上面，然后重新去学习铜器的规格，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文化象征的意义。

　　　　砚台是文人在书房桌案上摆放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块石头，可是这个时候古人会优雅到去寻找很美的石头，譬如说端砚。我们讲端砚的有名，是因为它质地非常细，质地细所以不伤毛笔的毫毛；可质地太细，墨磨起来不发墨也是缺点，而端砚的好处是它质地非常细，可是它又发墨。所以这个端溪的河流里的石头——端石，就变成了砚台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实我们看它就是一块石头，文人借着这个砚台却可以感受到石头跟河流之间的关系。

　　　　宋代的古琴现在已经非常少了，“琴”大概是所有的乐器当中最没有表现性的。我这样解释是说，大家都注意到，不管吉他也好，大提琴也好，都有一个共鸣音箱，共鸣音箱使声音传出去。比如在一个音乐厅，几千人在听音乐的时候，乐器要使它自身的声音传出来，就需要有共鸣箱。古琴因为就是一块板，所以它的共鸣非常小，它能够传达出去的声音很小，也就是说它的表现力很小。那么这个表现力很小的乐器存在意义是什么呢？它只是文人拿来修身养性的东西，换句话说，琴最重要的不是弹给别人听，是弹给自己听的。在弹琴的过程里面去修炼自己的呼吸，调匀自己整个气的流转，让自己能够定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讲到高手在弹琴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偷听，弦会断掉。琴最后变成文人生活里面必备的部分，它不是用来炫耀的，它反而是内敛的一个精神。

　　　　我想从西方的音乐观点很难了解古琴。过去有一个大陆的老先生，八十几岁了，他是修气功的，我记得他到我们大学的音乐系里面来弹古琴，就讲到他练古琴是为了练气功，而不是为了音乐。可是我们在现场很受他震撼，感觉到一个人在自我世界中所完成的听觉上沉静的力量，他使古琴与自己的呼吸或者心跳之间产生了很奇特的交流，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古琴好像不应该只作为乐器来看，它其实是宋代文人生活里面重要的一种标尺。

　　　　“桥畔垂杨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鸟啼。”这是南宋的一个诗人吴琚写的诗，用非常漂亮的书法写出来的。我希望用这次在台北故宫展出的书法来说明，大家看到所有的南宋词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调子。日暖、花香、山鸟啼，其实不是大事，当然有辛弃疾在写金戈铁马；可是对一般人而言，政治或者朝代这种东西，不见得什么都能够管得到的。那么太阳出来了，花在开，鸟在鸣叫，其实是把人放回到自然里，而不是放到政治里。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去看南宋的时候，我们会有比较不同的心境。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

　　　　在介绍了宋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秦观、周邦彦的作品。先看一下秦观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

　　　　我们讲过秦观是一个有趣的角色，在宋代的词家里面，他被苏轼骂过，因为他原来归在苏门四学士，苏轼也把他定位为一个应该跟他一样的词家。可是秦观很可怜，他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你常常觉得他有点像帮会里面的一个小喽啰，每一次被贬官也没有人提到他，一直被下放，遭遇蛮辛苦的。别人会提到苏轼，不会提到他。我想对一个创作者的不同心境，我们必须要从他的基础去了解，所以秦观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孤独，有一点点低沉，有一点点好像讲不出来的愁绪。因为如果可以讲出来，他可能就变成像苏轼那种悲壮性的东西了，可是他没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不好，秦观的作品里那个淡淡的忧愁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