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①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②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②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①宁夏道一位能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间活跃在甘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③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马化龙的党羽。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①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马化龙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