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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① 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① 戈登档案（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②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②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①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关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