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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团的政治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它的成员们一度互相争吵。例如，韦执谊越来越看不起王叔文，因为王叔文对他很傲慢。顺宗的健康越来越坏，新出现的二王集团的反对派要求顺宗毫不迟延地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统治在另一位不胜任的皇帝下面没完没了。翰林学士郑（752—829年）把一张纸条偷偷带进宫内，他在这上面字迹潦草地要求立皇后的长子——即广陵王——为太子。未来的宪宗是众所周知的敌视二王集团的人，但他对他父亲的榜样是亦步亦趋，从不亮出他的意图，也不让被任命为师傅的那些耳目们所觉察。对二王集团的最后一击来自朝廷以外。王叔文几个月来一直想渗透并接管禁军的指挥系统，要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到手的军事阵地。可是，受宦官之赐而取得职位的边防将军们主动地反对这个计划，而二王集团任命的总指挥又被奉天的神策军主力部队断然拒绝。二王集团不能赢得军队的事势一旦清楚，他们就什么都完了。一个由多数宦官、某些翰林学士和几个有势力的藩镇临时结成的联盟，顺利地使顺宗禅位于太子。①宪宗在805年阴历八月即皇帝位，马上罢了二王集团残余分子的官。王伾死于脑溢血，王叔文则于次年被处死。其余直接有关的人则被放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宪宗之世永远窜逐在流放地，未获赦罪而还。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于作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②很明显，许多材料被故意毁弃，而几乎每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就只能凭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③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撇开对他们的道德评判不谈，我们可以肯定，二王集团缺少权力。他们马上动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盐铁使署、度支衙门和宰相府署——很明显地表明，他们确实懂得前此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政权结构的主要变化。他们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尽量利用挂名人物以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而财政大权实际掌握在杜佑名义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仅有的秘密结合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承认，他们的声势只是隆盛一时。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经验。他们没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没有利用宰相的职权去安抚朝中的真正有权势的集团，同时也没有赢得军方对他们事业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军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倾向自己方面，而阻止敌人再次获得主动权。他们在财政上也失于检点，即也有所谓的贪污腐化的行为。王伾因在职受贿而发了大财，据说为了防避盗贼，他居然命令他的妻妾睡在盛满黄金和丝绸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指控夸大失实，但这个集团很可能利用国家钱财与别人结盟，例如提升了几个有权势和闹独立的方镇大员，同时对皇帝的诸弟和子孙们大量赐与采邑，从而使他们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实封”。政府职位只给与二王集团的支持者，很可能还出售，但是我们没法说清楚这种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广泛。
对于这一蓄意进行的改变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难以说出所以然了。①他们公开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止未经批准的贡献等等，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争辩说，他们宁愿朱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问题上。有人认为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以伊尹、周公、管仲和诸葛亮相标榜，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积极实干”的宰相。在唐代的知识界中，学者们常把这种态度和杜佑联系起来，因为杜佑在《通典》（801年）和其中已失传的论文选集《理道要诀》（803年）中都强调指出，古代的价值应作为原则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当前社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他主张政府应发挥一种积极的、干预者的作用，珍视法律的效用，并且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基础首先要在经济上家给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团的事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说的那样，“即令杜佑本人并非二王集团中的秘密参议人物，他的思想对他们也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他被认为是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源泉”。①杜佑的个人助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情况更是如此。可是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过于模糊不清，他们的总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的关系也过于脉络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断言二王集团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况就只能是这样。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中国历史学家王芸生所写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③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取虚心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二王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敌意是容易理解的。节度使（特别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诸镇）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要看到他们与朝廷中的联系（这往往包含与宦官的关系）不受干扰。但是，如果二王集团的改革果真是认真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们？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谋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则，就可以赢得很多良好的反应。其次，虽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复官僚的权力，但是他们更要按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利益来重振官僚的权力。当时的朝臣们对这一点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条式的信念，但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反对皇权及其仆从，如宦官。在官僚阶层内部各小集团里面，其成员都以朋友和庇护关系的情谊为重，并把它置于整个官僚阶层利益之上，这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下面对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朋党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顺应政治现状比尝试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这样做他们会损失一点点威望也在所不惜。对于个别官员来说，他们相当害怕自己官职的升迁会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团的重大行动失败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变时，官僚们才又想以武力来改变政治结构。
八世纪下半叶的对外关系
公元8世纪50年代的安禄山之乱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并不比中国与当时其他亚洲列强的关系的变化更激烈。唐玄宗的军队向北曾推进至蒙古，向东北曾推进至满洲南部，同时，一条力量单薄的中国的绿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并深入到准噶尔。他的扩张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为基础，但归根到底，他的基础则是乐于提供资金的驯善的人民和一个切盼听到皇帝的军队在边疆不断报捷的朝廷。安禄山之乱摧毁了许多思维方式，这种雄图大略的拓边观念也在最先被放弃之列。外域人马上出现在中国的大门口：吐蕃人占据了陇右道，回纥人前来帮忙，但是要价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禄山之乱以后外事方面极度紧张的状态终代宗之世都是这样。它的经济影响也很深远。维持一支足以延缓——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话——吐蕃人前进的边防军，其费用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何况帝国的经济由于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这时期为了保卫长安而花费的供应每年超过150万缗，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万匹绢以交换回纥人的战马，因为中国的养马地和牧场现在都已没入吐蕃人之手。边境地区的军屯制度也已被破坏，而要使这一制度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则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
到779年，吐蕃人对西北的入侵已使双方的军队呈衰弱之势。唐德宗在780—781年决定向吐蕃人议和。双方的会议在最初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怎样遣返被拘留在拉萨的唐朝的使节问题。吐蕃人对中国人的意图抱疑虑态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结赞立刻看出，那时与中国缔约比继续攻战有利得多。783年开始谈判并于次年签署的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边境和无人地带应在沿甘肃和陕西的当前军事控制线上。它还规定了交换俘虏和难民。条约还把吐蕃人现已占领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让给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订立此约，主要是因为河北诸镇在781年爆发了叛乱。事实上，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保证了唐帝国的西部边境的安全，使中国军队能腾出手来承担东线的任务，其代价不过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战争危机之后，休战协定又被两个签字国所破坏。吐蕃人曾经保证要帮助唐政府讨平叛乱，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