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最后十年的统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纪80年代的叛乱时期，德宗已发现，神策军在官僚的管理下已变得衰败。他的解决办法是在786年命窦文场和霍仙鸣来监管神策军的两支军队。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命令他们统监这两支神策军，冠之以护军中尉称号。①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②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当然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譬如有的事情相当普遍：朝廷都是从原来的神策军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镇的节度使。节度使为了得到这些官职或延长其任期，他们必须向宦官送报酬；甚至如果他们手头无现款进行活动，他们可以给贿款计息。这些人被称为差帅。另外，这时用宦官而不是用文官来做监军，监察地方的文武大员。宦官现在实际上做了皇帝的政治耳目。795年当皇帝第一次给了一个宦官以一方关防时，他们的地位提高了。几十年来，监军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厌恨，但是从这时起监军也令人生畏。德宗还用宦官作为信使。一个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读诏敕之前能够在他的目的地索取礼物，这办法被称为宣索。甚至还有几件被严厉批评的事件，即宦官奉命全权去边远的南方执行军事绥靖或民政任务。令人感兴趣的是，高级宦官有时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续他们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办法是把其他年轻的宦官抚为义子。这种做法日趋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养女，收显要的军人为子。公元791年朝廷正式批准了这种收养办法，可能是为了限定每个宦官只能收养一个儿子，而不是为了鼓励多收养，但是养子制度在那时已欲罢不能。这样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进取的现代学者们已经整理出了二三十个宦官家族。①尽管有此种种原由，整个唐代的官吏们仍然渐渐地被迫去学习怎样同可鄙的宦官阶级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灵，而正在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正式演员。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正式的职官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著名的制度史类书《通典》的编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年之间任命的宰相中，没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陆贽那样的能人。可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这个人们不太了解的时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们还很难做出持平之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声受到不公正的轻视，因为他们心甘情愿地完全屈从于皇帝。事实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觉地置官僚们的情感于不顾，也正是他有意识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宰相人选，才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历史学家，从而使整个这个时期变得暗淡无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年中经常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长时期不接触政府官员。可是我们知道他并未偷闲，因为人们批评他不识大体，只会关心政府里鸡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动杂乱无章。皇帝临朝和宰相上班的时间都不再遵守，虽然有若干证据表明，皇帝以及官员对这种过失都负有责任。很显然，宦官们继续占据皇宫内的关键职位，处理官员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谕。他们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就使他们大约在795年以后能够影响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正常工作。①但是，要说德宗是像历史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放弃职责，完全听从宦官，那也可能不对。首先，德宗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宦官们并没有损害他，就是受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没有受过伤害，这与宦官们以越轨行动对待某些9世纪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压抑状态使得宦官的实际作为在相形之下显得更重要，而这种情况可能在历史材料中夸大了他们的影响。最后，应该记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官员们的同意。例如在财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宫廷金库的保管人，从而被公认恢复了他们在德宗早年统治时期受到限制的权力。但是，这与他战后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因为他想绕开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②特别是，宦官一仆役和德宗对待独立方镇的审慎政策（即贬之为姑息的政策）两者的结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这位皇帝的声誉。
重要的是要知道，虽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时代的上升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权力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们在8世纪90年代的收获是在一个并非傻瓜的皇帝之手中取得的。相反地，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大胆地行动，不管这对于不能从德宗的行动中受益的官员们来说是怎样地不舒服。德宗的确离开了朝政的老规矩，但是当唐帝国的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时（例如在798年至801年发生河南的兵变和暴乱时），他迅速地作出反应，并且果断地恢复了秩序。没有哪一个朝臣，也没有哪一个宦官有足够的势力向他挑战。
顺宗时代一次未遂的政变（805年）
在进入9世纪前后的一个时期，一小撮不满于政府的官吏开始聚集为太子——即未来的顺宗皇帝——的扈从。他们经常讨论社会和政治骚动、宦官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话，他们议论德宗政府，理想主义地谈论如何使时局得到改进。据说顺宗也亲自参加了这种意见交换，他为唐帝国的扰攘状态着急。这个集团的头子和顺宗是老相知，他是个下级官员，名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能涉足长安是因为他善弈围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护人不要过于任意发牢骚，因为这样做总是会有被控为叛国的危险。①顺宗虽然听从了他的进言，但还是继续在他自己的宫内着了迷似地倾听王叔文对未来政府所拟的计划，如说某某人将来应当宰相，又某某人应该是重要的将领，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渐渐地王叔文结交了约十几二十个人，有些人是纯政治关系，有些人则多半是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样也来自东南（杭州），虽然就我们所知，这两人并无亲属瓜葛。王伾貌寝陋，他不会说长安上层人物的官话，只能说他家乡的吴语。王伾虽然只是一个抄写员，而且在朝臣中是个笑柄人物，但他由于与顺宗关系密切而在805年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个集团包括一个宦官，即太子的私人仆役李忠言以及几名中级政府官员。而可能最有意思的是，还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年）、刘禹锡（772—842年）和吕温（约774—814年）等，这三人在当时都不过是三十来岁的不知名人物。另外有几个人也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参与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的。这些人以长安为基地，和外地州镇没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据说互相发誓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时集团内却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不大可能被发现和被打散。①虽然东宫在唐代历史上前此已成为搞阴谋的地方，后来也一再是这样，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内部夺嫡的派系斗争要复杂得多。在德宗故去和顺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团把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企图夺取唐朝政府的权力。可是由于顺宗生病，他们要取得成功的前景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妙。他在804年有轻度中风，因喑哑或几乎喑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朝政。早在他即位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他是否适合做皇帝，只是因为几位持强硬态度的翰林学士（可能是代表他儿子，即未来的宪宗的利益）的坚持，德宗老皇帝的遗诏才未被改变，才使顺宗及其支系未被废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几个月实际上是利用了顺宗皇帝的病残，把他孤立在他的宫禁内。顺宗只是由宦官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见都由这两人传达给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学士身份享有随意出入宫禁的自由；另一条联络渠道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学士，但主要是负责监管国家财政。皇帝的指示从王叔文传达给宰相韦执谊，然后再传给这个集团其他占据要津的成员。这种安排使二王集团能为所欲为，因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管理国家政务。于是马上形成了公开批评这个统治集团就有危险的局面。少数几个年长的宰相以辞职来抗议二王集团的高压政策，他们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尽管二王集团独断专行，他们确实把他们的最初设想付诸实施，在他们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严厉地禁止宦官犯欺诈罪，特别是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当地市民再也不受为五坊小儿为虎作伥者的欺压了，因为这些人在耀武扬威地为御厨巧取豪夺鸡鸭家禽的过程中总是欺压店铺老板和欠帐不还。二王贬逐了因贪污而声名狼藉的长安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