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各道按察使的设置
急于想改进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员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经谈到，自玄宗登基以来，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较优秀的官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效地进行中央监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来，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时被派往全国的十个道。733年，帝国重新划分为15个道，把几个较难控制的地区分成更易管理的行政单位，以便视察。734年阴历二月，即在张九龄奏议以后，各道常设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度继续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后。①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地方上饥荒和救灾措施等问题和对迁移户的控制；新按察使还要监督地方官员的工作，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实施税法和劳役法以及不滥用他们的权力。
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设立了一级常设的中间权力机构。但新设的按察使署纯粹是一个谘询性的视察机构，负责贯彻总的行政标准。它们被明令禁止干预日常事务和地方活动的实际进行；它们没有行政权和道的实际民事司法权。
但有时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750年，按察使被提醒：他们是视察员，不是执行官员；因此他们不应去处理事务，或者充当向朝廷转呈奏疏的渠道。②因此，不应认为这是另设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对科举考试的控制
前面已经谈到，裴光庭在733年死后，他的根据资历和经验选拔官员的一套规定已被放弃。得到张九龄支持的萧嵩对此事负责。
只有考虑到科举考试项目是多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张九龄深深地了解它作为衡量公认的学术造诣和文才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人们才会期待应在这一领域进行种种改革。第一项改革措施虽然与张九龄的姓名无关，但可以说一定是由他倡议的。733年阴历五月裴光庭死后不久，诏令第一次准许各州学校中有才能的学生（他们是低级官员的子弟）进入国子监的四门学就读。地方的应试者，像张九龄本人那样在考试时与京畿的学生相比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后者已受过国子监中一流学者的指导。虽然地方应试者自玄宗初期以来已取得较大的成就，但这一措施使他们更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①在此之前，选拔合格人员担任官职（选）和给予应试者以出身机会（举）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结果吏部成了最有权势的部，它的尚书和两个侍郎对那些取得官职的人和被任命担任要职的官员施加巨大的影响。除了皇帝亲自任命高级官员（或者实际上经过宰相的建议由皇帝任命）外，他们能够影响整个官僚机器的结构。
另一项重大改革在736年实行。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负责考试的官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些考试一般原由吏部的一个低级的员外郎管理。现在决定，考试应完全脱离吏部的选拔程序。从此，礼部侍郎受权负责出任官职的考试。②这样就大幅度地削减吏部控制官员出仕和他们关键的早期生涯的垄断权。
张九龄的下台
尽管有这些十分可观的积极成就，张九龄和李林甫就一些具体问题一再发生对立。第一次发生在735年初期，它涉及主张伦理道德的儒生（如张九龄）与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间传统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发生在某人的两个儿子谋杀一个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对此人的处分负有责任。此人两个儿子认为父亲所受的惩罚实属冤枉，就杀害御史为父报仇，他们也因此被捕。这类似乎是常见的复仇案件引起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儿子为父报仇根据“礼”的经典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当的，但同时这种行为显然触犯了刑法。在复仇案件中当道德和法律有抵触时当局很难解决，以致在武后时期的一个著名案件中已有人认真提出，应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而受到公开的赞许，同时他又因触犯法典而应被处死。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张九龄竭力主张释放犯法者，因为他们出于道义感而为父报仇；而李林甫和裴耀卿则都认为维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玄宗也持同样的态度。杀人者被处死。①另一个经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继位问题。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权势，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替代皇太子。736年，她声称皇太子和其他诸王计划杀害她和她的儿子，即玄宗特别宠爱的李瑁，然后废黜玄宗。玄宗打算废太子及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就征求几个宰相的意见。据谣传，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响而掌权的，并且曾答应支持她以她的儿子代替皇太子；他通过一名宦官鼓动玄宗采取这一行动，声称这是皇室内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应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首相。但张九龄一贯坚持继位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未来的皇帝进行系统的训练。他进言反对废黜诸王，并且怀疑他们身在深宫而又在玄宗的监视下有策划任何这类阴谋的可能性。他拒绝武惠妃的建议，并把此事报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任何方式断定此事的真实性，所以不了了之。①虽然这一次张九龄的看法占了上风，但到736年，他对玄宗的影响似乎减弱了。他肯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谘询大臣；即使对他颂扬备至的传记也承认他性情急躁，动辄争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欢他。他对道德问题的一贯坚持还开始采取直接批评政治的方式。此时，玄宗早期的那种忠于自己政治责任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736年秋，张九龄呈上一份关于儒家经世治国术的冗长说教《千秋金镜录》，企图恢复玄宗对政务的衰退了的兴趣，并鼓励他为全国进行充分的道德领导。②张九龄坚持，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对那些从日常佐僚中提升起来的人，但对军人尤其藐视，并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李林甫公开争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几年前与吐蕃作战时赢得几次重大胜利和不久又大败契丹的张守珪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讷和王唆那样。曾经反对与契丹交战和主张“外交”解决的张九龄便起来反对指派张守珪担任宰相的任命。③736年当张守珪在洛阳报捷时，契丹和奚再度起来反抗中国人，他的属将安禄山率兵对它们进行一次损失重大的惩罚性讨伐。张守珪返回大本营后最初打算处决安禄山，并把此事上报玄宗。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要求朝廷批准宽恕安禄山。张九龄力促玄宗下令将安禄山处决；当安禄山后来造反并且危及唐帝国的存在时，张九龄的这一行动使他身后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名声。①736年后期，拟定让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书的任命又引起了争端。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军事行政长官而享有盛名。张九龄竭力反对，断言牛既无必需的行政经验，又无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玄宗于是提出给牛仙客授实封。张仍坚决反对，因牛不过履行了一些他认为是日常工作的职责而已，不应授予他特殊的赏赐。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责张以牛仙客出身卑贱为理由进行反对的虚伪性，因为张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张九龄这时公开亮明他的偏见：“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玄宗不为所动，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张九龄却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②不久，两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年末，玄宗在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后来又被推迟到737年阴历二月。但一心一意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换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③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袒，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①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743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威胁。737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②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② 《旧唐书》，卷96第3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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