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尽管在40年代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仍拥有很好的基础，到50年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拥有人力资源。从亚洲标准来看，台湾公共卫生条件良好，人民教育程度高，农民技术好、生产力高，同时还有一支小而精的工人队伍。30年代，日本人即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日本市场的需要，除在台发展食品加工业外，还发展其他工业，建立了纺织厂、自行车厂、水泥厂、化工厂、纸浆与造纸厂、化肥厂、炼油厂、铝厂和钢铁厂等。中国大陆逃台难民中有许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取代了约3万离台返日的日本人的职位。电站、铁路和公路建设适当，一旦被战争破坏的部分得以修复，即能支援农业和工业重新发展。
到1950年，工农业发展势头明显见好。工业与农业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达到战前最高生产水平。美国决定保护台湾的安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台湾当局采取了限制金融的措施；从1951年开始，大量美援商品抵台。由于这些因素，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控制。到1953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已降到19％，1954至1960年期间年均在9％以下。
1949年开始土地改革，主要农作物的地租由50％降至37。5％。土改对农业生产和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向农民出卖了大量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地。第三阶段于1953年完成。在此期间，地主除保留3公顷水稻田或6公顷旱田外，必须将其余田地卖给政府，由政府转卖给佃农。地主得到的补偿是：获得为期10年的实物（大米或甘薯）公债和在四大政府公司（没收的日本财产）中分得股份。佃农买田的钱分10年付给政府。
土地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使台湾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多数农民人均有2公顷以下的土地。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劳动积极，投入也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土地改革还削减了地主的财产，因为政府购买他们多余的田地时，购价低于市场价格，给他的公债利息也低于市场利率。土地改革还把四家大公司变成私营企业，使地主成为股东。
在台湾实行土改，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是由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协助进行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由美援款项资助，由三名中国专员和两名美国专员领导。蒋梦麟任联合委员会主席多年。蒋系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沈宗瀚为中方专员，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李登辉亦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衔，是该委员会农业经济专家（李在此之后任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该联合委员会不算中国政府的正常机构，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别能干的农业专家。联合委员会有双重作用：代行中国政府农业部的职能；作为美国援助团的农业分支机构，负责将美国对台经援的1/3用于发展农业。这几乎占台湾接受美国经援期间（1951—1965年）对农业净投入的60％。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设活动，包括改良农、畜品种，兴修水利，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组织、农业财政与农村卫生，进行农业研究等，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农村全面建设的楷模。①在土地改革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制订的农业发展计划的共同促进下，从1952至1959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率（3。6％）。畜牧业生产增长了73％。美国经援（每年约9000万美元）的1/4是以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形式给台湾的。这样，台湾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还能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保证当时台湾主要出口物资农产品的出口。
农业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收土地税（收缴大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购大米；实行大米、肥料的实物交换计划。化肥由政府独家经营。用化肥换大米是政府的一项巨大收入，可保证对军政人员的大米供应，也可在市场上出售，以稳定物价。政府对主要粮食的控制使当局能保证对政府雇员的粮食供应，防止米价上涨和商人囤积居奇。
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业产品。到1959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①1960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
① 《国务院公报》，1950年7月3日，第5页。
①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0—253页。
②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7页。
① 关于对1954—1955年与1958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J。H。卡里基：《中美危机的形式》。
① 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庄宏达编：《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① 关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保罗·T。K。西编：《现代台湾》。
② 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蒋介石》，第490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353页。
① “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第14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100余人，台湾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湾的前途》第2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133页说是“7000人”；道格拉斯·门德尔：“1万至2万人”（《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第37页，援引卡尔的数字）；林天奔（音）：“2万人”（“黑色的1947年3月”）。
① 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第21页。
① 关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