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既是国家总统，又是执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于1919年在原先几个革命党的基础上创建的）的总裁。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由于其他有势力的党魁未到台湾而得到加强。1950年他得到党最高执行机构的赞同，展开清党运动，清除动摇和不忠于党的分子，为召开1952年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准备。1952年党代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另有两个小党：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它们与国民党一起到的台湾，但均系小党派，无甚影响。台湾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党制，不允许建立新党派。因此，台湾要实施新政必须先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时，对政治稳定最严重的威胁除了共产党之外，就是来自大陆的200万难民与600万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人虽然讲中国方言，并保持着他们来自大陆的祖先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日本人50年的统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他们会说日语，有人在日本留过学。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音乐、报刊、电影和其他民间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台湾方面比日本统治时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位子被大陆人占据了，而许多大陆人只顾没收日本财产中饱和私囊，对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不感兴趣。对此，台湾人感到沮丧。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动乱。动乱中，大陆人遭到很大伤亡。整个岛上的台湾人迅速地组织起来，要求国民党省长陈仪将军进行改革。①陈先采取顺应群众的姑息手段，待从上海开来的援军抵台后，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数千人，包括起义中的一些领导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罚了陈，将陈撤职。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台湾人对大陆主子的经久不减的恶感。有些台湾人逃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台湾独立运动。这一组织不久分裂成亲共派和反共派。亲共派迁到北京，主张“解放”台湾，台湾归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共派迁到东京，主张台湾独立。
除了大陆人的贪婪和“二·二八事件”引起的仇恨之外，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分歧。蒋介石及其同僚的长远目标是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大陆，台湾的建设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台湾人主要关心台湾的安全与繁荣。他们对收复大陆不感兴趣，可能只希望多数大陆人在收复大陆后都回家去。在大陆人看来，国民党政府原先是在大陆成立的，应是收复大陆的主要责任者。因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在联合国保持其中国合法政府代表席位，代表全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代表台湾人民。省和地方政府可以主要由台湾人组成，但是如全国政府也主要由台湾人组成则将削弱收复大陆的理论基础。台湾人自认为是台湾人口的主体，不甘心在全国政府中被贬到次要地位，因为有关他们命运的重要问题都是由全国政府决定的。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许多缓解大陆人与台湾人紧张关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无一是纯粹为了这个目的，但多年以后，它们共同作用，取得了这种结果。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实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最初进行土改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共产党在大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地主的不满情绪的。陈诚在主持台湾土地改革之后写道：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①土地改革时，台湾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台湾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土改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案。
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有益处。虽然大陆人为自己保留了政府、国民党、国营公司和军界中的高级职位，但城乡的土地所有权主要在台湾人手中。他们因土地价格上涨和私营企业（主要为台湾人所有）的发展而获得益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采取措施增加台湾人在地方和省级参政的机会也有助于缓和台湾人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在乡、县、省各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协会为农民提供了多种服务，如贷款、储蓄、销售农产品、卫生服务、调解纠纷、供应日用品等。日本统治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员指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变了这种做法。规定协会会员中凡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均有选举权，协会理事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政府帮助大批台湾农民家庭不仅获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还改进了省和地方各级的选举方法。日本人不允许设立全岛范围的选举机构。地方行政官员是指派的，地方议会半数议员也是指定的。蒋介石则决定县、市议会以及县长、市长均由普选产生，从1950年开始实行。1951年县、市议会选举了省议会。但在1959年之后，省议会也由普选产生。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均有选举权。
省和地方选举打开了台湾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党，大批台湾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不得不提名台湾人为候选人，以便争取台湾人聚居的选区的选票。地方党部帮助有野心的台湾人树立威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授与任命权。这些人如果在地方选举部门表现良好，有时还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国政府中谋得职位。他们虽然不能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分与国民党候选人竞选，有时还能当选。国民党候选人有党的基金和组织帮助竞选，而某些独立人士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却可以呼吁台湾人反对大陆人所控制的国民党，从而获得胜利。省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在其后全国机构的补选中对国民党和无党派政客以及对选民都是宝贵的。
为逐步消除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在学校教育中通用国语；中学和专科学校招生以及文官的招募均实行公平考试制度。国民党曾经试图在大陆推广国语，因日本入侵和内战而没有实行。在台湾推广国语比较容易。从1946年起各学校均用国语教学。到50年代末，年轻的一代多数会讲国语。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语言障碍逐渐消除。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认为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对家庭的未来至关重要。进中学和专科学校求学要通过统考。考生进名牌学校还是普通学校，要依考试成绩而定。考试是极公正的。一个孩子能否考上学校或攻读自选的专业均取决于考试分数，而不靠其父母的地位。文官考试也是如此。因此，虽然早些年大陆人的子女由于在大陆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占有一定优势，但当考生都是台湾学校1945年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台湾人感到在政权方面受歧视，但他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和考取文官的机会，这就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大陆人和台湾人在学校和政府机关中一起学习、工作，也有助于消除隔阂，增加交流。
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引进了民主程序，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独裁的性质。中央政府仍受蒋介石严格控制。这种做法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它为许多台湾人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蒋于1954和1960年连续当选总统。他诡计多端，通过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来平衡各派势力，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1949年实施军事管制，军事法庭可对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进行秘密审判。由于美国卷入，担心共产党进攻的恐惧消失，使台湾保安措施有了某些放松，但是保安机构仍很活跃。省主席吴国桢认为台湾的气氛使人窒息，因此他于1953年辞职赴美。吴致函国大和蒋介石，谴责台湾缺乏民主，特务横行。武装部队总司令孙立人将军于1955年被撤职并被软禁，罪名是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居然在阅兵时上书蒋介石，孙对此负有责任。
经济稳定
当蒋介石1950年重新出任总统时，台湾的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打击，十分脆弱。①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经济。1937年出口占其生产的44％，主要是加工食品，几乎全部输往日本。二次大战结束时，台湾受台日航线中断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到1939年水平的一半。台湾工业的3/4、发电厂的2/3、交通网的50％均被美国轰炸机炸瘫。由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当局的命令，台湾失去了在日本的传统市场，因此转而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但是，到1948年，台湾对遭受战乱困扰的中国大陆的贸易仅达台湾战前外贸额的1/4。1949年上海陷落，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市场。1949年台湾当局发行新币，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并与美元挂钩，而同大陆国民党货币脱离关系。然而通货继续膨胀，因为台湾银行为满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印发纸币。此外，台湾物价从1946年起平均每年上涨一倍，1949至1950年度则上涨500％。
台湾经济尽管在40年代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仍拥有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