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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这20个月基本上是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里每个组织体系都不时地从其他组织体系挖权力。在此期间毛还有能力维持三个独立体系之间的力量平衡。毛的决定显然是对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行动的反应，尽管他从未完全控制局势。这一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1967年7月底的武汉事件，9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 1968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从起源和结果看，这些转折点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三个关键的独立系统内部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反映出这三个组织系统中有一个或几个是不可靠的。二月逆流表明党的高级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武汉事件证明高级军官，尤其是地区一级的，趋于同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反对激进的对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年中遣散红卫兵反映了群众运动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对暴力和天下大乱有特殊的嗜好。
总之，三个事件也产生了统治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三个组织系统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虽然这三个系统开始时都是三结合的平等参加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到1967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干部和群众组织。1968年夏红卫兵解散，数百万年轻人下乡插队，这些参加者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1966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预见到了一场正在兴起然而却受到压制的群众运动。强调发动群众和开展群众批判（尤其是年轻人），预示着国家党政官员的生活会弄得更加复杂。但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限制。第一，“十六条”中列出的干部政策把严厉批判和宽大处理相结合。十一中全会认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接受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第二，运动以党的名义进行，而且将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要不然就由基层党组织来领导。第三，人民解放军中的文化革命行动将与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运动分离，并且置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
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国务院成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痛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对群众组织“夺权”的认可和“上海公社”的创立表明，甚至连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更有甚者，由于命令人民解放军在“支左”中干预文官政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波及各级武装部队之中。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①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二月里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巴黎公社”的模式期望没有党的领导的直接民主，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它遭到毛个人的否定。革命委员会的模式和为了“支左”要求人民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的命令替代了“巴黎公社”的模式——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体系。作为落实三结合的一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使用武力和暴力。在2月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评的旗号，强迫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一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毛宣布“我们必须坚持合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①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指示，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这样的资深将领的倡议下草拟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②第三，还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外围机构；并且，七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③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据材料都来源于此。①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②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③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要不要稳定军队；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排列，周的左边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右边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这一举动只受到陈毅和周恩来的制止。会议到这时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歪曲的记录（后来得到纠正）呈送给毛泽东。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作为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的论据。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毛泽东发动的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对立的结果已经变得很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它们的努力。但在这两个场合，一些高级官员不但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从总体上说，还表示了对运动的某些反对意见。在这两次事件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本意在于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被取消或被搁置。
因此，由于怀疑2月以前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二月逆流”产生了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的结果。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虽然使用了像“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定性字句，但是，还是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党的官方出版物上。
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这一举动就消除了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所存有的任何疑虑。与此相关，对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年春天，激烈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