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表22 1941年2月18日以后的新四军军 部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张云逸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由此表而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①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个，相隔一至三英里”。①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②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③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个团的兵力（约40000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