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年》；以及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至1931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1916—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见郭廷以、J。W。莫利编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J。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M。塔马格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论题。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20世纪头20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和吴应銧的《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著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著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节略，因而和原著有所不同。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