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1928—1937年的相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1937—1949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对这整个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80或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1920年为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1929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年出版的10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卷《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