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追随谭嗣同和梁启超致力于进一步辩证地说明变革力量的改造的特性。不过，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宇宙论的看法却与他们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基本上划分为被压迫和压迫的社会集团，他们是通过这两个集团的冲突，而不只是通过文明从人类社会的先进部分到落后部分的和谐传播来展望进步。虽然他们认为渐进主义者的教育过程和革命爆发点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但他们寻求对被压迫集团进行教育，使教育起一种辩证的作用：导致反抗，而不是合作。从这些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不只发展了对未来的社会乌托邦幻想，也为政治进步的社会革命模式做出了贡献。
革命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1911年民国的建立既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中国大地的自由传播，也为激进组织的新的实验开辟了道路。甚至在革命前的流亡中，巴黎和东京小组就贬低政治斗争的地位，但把鼓动性的活动看作社会革命的教育。在辛亥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吸取了欧洲激进主义分子的经验，提倡把各种各样活动——从学会到群众大会、俱乐部、暗杀、罢工和抗税——作为宣传手段，力图把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提高到欧洲革命先驱的水平。中国可以以这种办法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时代”做好准备，他们预期革命时代将在下一世代某个时候在欧洲开始。
旧政府一被推翻，就有两个团体在宣传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第一个是刘师复的心社，第二个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①刘师复因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尝试而在广东监狱服刑时，于1907年由于阅读《新世纪》而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这次严峻的考验导致他宣称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献身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的宣传，1912年2月，和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杭州附近的隐藏地白云寺集会，于是诞生了心社。江亢虎于1907年，再次于1909年到日本和欧洲旅行，这使他与东京的激进主义者和巴黎的《新世纪》小组都有了接触，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返回中国后，他作为几所教育妇女的学校的领导人，在1911年夏天开始发表演说，鼓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并且随即利用革命的优势，为传播他的思想而组织了一个教育俱乐部的网状组织。
这两个运动都认为它们主要纲领的基础是废除家庭和创建代替家庭的普遍的公共机构，是普及平等教育。与此同时还指望结束所有的阶级区分和地位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社会地位相同的个人的社会。然而，江亢虎和刘师复不久就变成了敌手，这预先反映了它们分别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共同点。
在他们之间跟着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正确含义的争论中，刘师复既反对江亢虎所承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的作用，也反对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容忍一定程度的私人企业。刘师复以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功利主义考虑牵连的纯粹的幻想，想象出一种和谐而非现世的绝对共产主义，在那里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公有的，货币将被取消，工作也由于科学进步而变得轻松愉快。而且他坚持，建立在人性固有的互助本性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对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个人主义的解释没有共同之处。50000445＿0440＿0①另一方面，江亢虎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和斯宾塞式的达尔文派，相信经济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固有的竞争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段，他提倡废除家庭，认为这是一项主要取决于妇女完全解放的改革；他还提倡废除财产继承，这将促进健康的经济竞争和劳动的专业化，同时保证公共机构所培养的个人在死时将回报这些机构。②在西方社会思想家中，江尤其感兴趣的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进化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江把他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了中文。
组织上和学说上的分歧分开了这两个团体。江亢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倡导者，把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网络看作组织政党的准备。他宣称中国社会党到1913年已有400000成员和400个支部，虽然这无疑是夸大，但也反映了他希望取得群众基础。这也说明了北京政府查禁的原因，查禁导致江于1913年末退居美国，而这一运动此后立即衰落。①另一方面，刘师复的《心社》却是在联系紧密而有组织的原则上建立的，它的个人至上论和亲密关系使禁止它要困难一些。辛亥革命以后，当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复兴的象征性意味着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大同理想的现实改革时，一些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动起来的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心社是其中最热衷的。刘师复、张继及其他人所怀有的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乡村共同体的梦想，从未被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实践过。不过，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纪》小组所提倡的集体自助模式：成员们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团体所有的生产企业如餐馆和印刷厂所筹集的共有基金养活自己，还居住在共有的住宅里。
比这些试验性的公社生活试验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和道德上完善的自我理想的结合结出了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的个人行为规范之果。发誓赞同这种规范，实际上成了确定一个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中的成员身份的标准仪式。心社的规范在其限制酒、烟和肉食方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把罪恶和腐化联系起来；反对订立婚约、反对参加宗教，或者反对担任任何性质的政治职务的规定，明确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而自主和平等的解放了的人格理想则必然要求禁止雇佣奴仆或者乘坐黄包车或轿子。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准则比心社要宽松些。由原来《新世纪》的领导人于1912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进德会，甚至按照个人承诺的程度考虑会员身份的等级。对人类弱点和对现存社会体制需要的这种让步，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心社1915年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事件：刘师复在那一年因肺结核而过早地死去，这是在这个团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受到动摇之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欧洲母体组织的国际主义原则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过，在1912到1915年之间，心社出版了4本从《新世纪》中选编的选集、许多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以及《民声》杂志，以中文和世界语刊行；①它还在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晚至1919年，据说心社的松散的后继者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陕西省活动，用的是群社、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实社、平社之类的名称。②原来的《新世纪》小组在1915年后也在继续活动。虽然它的领导人李石曾和吴稚晖仍然以欧洲为基地，但它通过在法国发起一系列创新的工读计划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有重大的影响；在法国，战时动员已导致劳力短缺。在1912至1920年之间，几百名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
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体比较，1911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年以后，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