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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股东可以阻止这些灾难：他们是价值链的顶端，金融企业的所有者。但事实上，股东们一般也缺乏动力去阻止那些轻率的银行家、交易员和管理层。这是为什么呢？与普通的企业不同，金融企业的运营依赖大量的负债，而股东的自有出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没有约束交易员们去冒险的动力，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鼓励这些行为。如果冒险成功，股东们将获取巨额利润，否则，他们的损失也占公司总亏损的很小一部分。损失固然不好，但权衡利弊，用别人的资金去获取潜在的巨大利润当然值得去冒险。因此，拥有少量投资的股东们宁愿“为了暴利而去赌博”。
理论上看，借款给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人是控制道德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如果他们有动力去做，这当然可行，毕竟银行盲目投资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借款人倾家荡产。不幸的是，非意愿性规律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借给银行的资金大都以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而大部分存款都有存款保险。也就是说，即使银行用存款人的资金肆无忌惮地冒险，有了存款保险的保全，存款人也大可高枕无忧，所以存款人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对银行错误的决策进行惩罚。
原则上，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无担保债权人本应履行监督责任，因为倘若金融机构投资风险过大，他们借给银行的资金则可能不保。但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即使这些无担保债权人也没有对市场进行监督。原因有很多：无担保债权人的声音微不足道，不可能影响市场；他们就像担保债权人（受保存款人）一样会得到政府的救助而免遭损失；来自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救助妨碍了市场监督的实施等等。
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对存款投保，但历次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经验是，当危机到来时，中央银行就会提供最后贷款援助来拯救市场。大萧条以来，中央银行总是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挺身而出。在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中都不乏中央银行的身影，美联储为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不受存款保险保护的金融机构注入了规模空前的流动性资金。
由于最后贷款援助的存在，金融机构为避免挤兑而保有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动机被削弱。就连实际存款人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监督的主动性也荡然无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危机爆发，各国的中央银行就会实施救助。从这个角度上讲，金融体系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出这一结论：
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病入膏肓的金融企业都能得到中央银行的全力救助。只有让雷曼兄弟破产这件事情是试图去阻止道德风险问题的举措，但随后就是对金融系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紧急援助。
市场上也曾出现过加强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即银行必须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金，股东出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以使其有动力去监督银行的运营。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毫无争议地发挥主导作用，不幸的是，在危机积累的这些年里，很难发现政府的身影。事实上，政府也是这次危机的帮凶，不仅在监管中缺位，而且对市场进行了错误的干预。
政府的失职
美联储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主要部门。艾伦·格林斯潘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美联储的权力不仅可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也可能被滥用。让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颇具讽刺意味，他在年轻时就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的熏陶。20世纪50年代，他做过艾茵·兰德（Ayn Rand）的助手，对其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钦佩得五体投地。尽管格林斯潘越来越坚信政府不应插手经济，但机会降临时，他还是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1974年，格林斯潘担任了第一个重要的职位，成为福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与他1987年获任的美联储主席相比黯然失色。从一开始，他就对政府在市场中的监管作用举棋不定。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四个月，股市遭遇崩盘，而他则立即冲上去救市。当反对政府干预的声音不绝于耳时，他的回应是：“危机当前……在尚未走出困境之前，我们不应该分心去关注长期问题。”如果格林斯潘明白中央银行本可以减轻金融危机的影响，他就会在危机的酝酿时期去化解它们。但是，他似乎对站在一个长远的角度如何把泡沫扼杀在摇篮里这一问题毫无兴趣。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理念，他说中央银行的职责就是“在酒会刚开始热闹的时候拿走酒杯”。
格林斯潘对此不屑一顾。1996年，当科技和互联网股票泡沫横行的时候，他虽然对股市的“非理性繁荣”提出了警告，但除了象征性地把联邦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外，对泡沫的膨胀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当2000年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时，格林斯潘还在推波助澜。“9·11”事件发生后，他不断降息，即使市场已显示出复苏迹象，仍降息不止。2004年，他终于决心调高利率，但幅度之小、速度之慢已为市场所知（循序渐进的紧缩政策），即每隔六个星期召开一次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把利率调高25个基点。低息政策维持了过长的时间，而对利息的正常化过程却不仅太迟而且太慢。
最终的结果就是房地产和抵押贷款泡沫的涌现。长期以来，格林斯潘把大量低息贷款注入经济当中，用新的泡沫去代替原来的泡沫。在泡沫积累时袖手旁观，直到不可收拾时才疯狂采取行动力挽狂澜，这是他对中央银行角色定位自相矛盾的必然结果。不幸的是，这制造了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在格林斯潘的最后一个任期里，“格林斯潘对策”成为交易员们的信条，市场坚信美联储总是会在泡沫破裂后对遭受重创的交易员们施以援手。正是这种信念大大增加了道德风险，对此格林斯潘难辞其咎。
格林斯潘还应为拒绝动用美联储的力量来监管市场负责。1994年国会通过了《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案》 （Home Ownership and Equity Protection Act），旨在打击欺诈性贷款行为。格林斯潘本该根据这一法案对次级贷款进行监管，但他却拒绝这么做，甚至对美联储理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Edward Gramlich）的忠告置若罔闻。格林斯潘后来对拒绝监管次级贷款的做法进行辩解：“我们很难介入和查清金融机构是如何运作抵押贷款的，在不破坏次级贷款市场有效性的前提下很难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他的真实想法是：次级贷款的出现完全是件好事，是市场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直到最近，他还在对金融创新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获得贷款而大加褒奖。2005年，他公开表示金融创新“引领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促进了有益于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建设性革命” 。
公平地讲，在放松监管的问题上和格林斯潘持相同观点的不乏其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把市场从“繁杂的”监管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保守而稳妥的信念，这也成为了公共政策取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大萧条时代形成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监管制度逐步被放松或废除。
最典型的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的废除。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这部标志性的法案在（从事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发行、买卖证券的）投资银行之间竖起了一道防火墙，但最终还是惨遭废除。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联储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范围内从事证券业务。起初，规定商业银行从证券业务中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总利润的10％，1996年美联储决定把这一限制提高到25％。1997年，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成为首家收购证券公司的商业银行，很快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
花旗银行与旅行家集团的合并成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最终被废止的催化剂。此次兼并使得商业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在同一公司并存，并将这个新金融巨兽与现行法律的冲突问题搬上了台面。经过大力游说，国会最终在1999年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废除。此举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更多兼并扫清了道路。
出身于经济学家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是倡导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关键人物之一。格兰姆领导的金融监管改革并未止步于此，最著名的就是他于2000年提交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The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这一法案解除了对衍生品市场的严格监管，却没有引起参众两院的丝毫争议。被解除监管的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这种合约允许持有者购买“保险”以防止债券的违约，债券品种既可以十分简单（如汽车制造商发行的债券），也可以异常复杂（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了2008年，掉期规模超过了600亿美元，成为“系统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严重地威胁着整个金融体系。
去监管化风潮并非全部来自于国会。2004年，五大投资银行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展开游说，期望对限制经纪业务负债率的规定进行松绑。如果获得豁免，这些公司一旦投资出现重大损失，便可以动用其巨额备用金进行自救。虽然此举可以放大其赢利潜力，但却会削弱其现有的根基。尽管并非没有意识到此举的危险性，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一致同意了它们的请求。一位委员在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