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
常诚看了来信，突然有了一种想拥抱小东的冲动。
——欧菲亚的来信：
“亲爱的小不点儿——常诚：
非常意外地收到你的来信，没想到你还能给我写信。
你们军乐队的动作真够快的，刚得到文工团解散的消息，你们就已经走了。我们歌舞团也要解散了。我父母是归侨，今后的去向难定。不过，我已下定决心，不管他们去哪儿，我准备走自己的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社会实践”的三大革命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我已报名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到反修的第一线去，我们是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一代，现在又要亲手砸碎过去崇敬的一切，你不会又该不理解我了吧。
你说到了上海很不适应，这很正常。从小生活惯了的环境，一旦变化，确实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不过还好，上海毕竟是大城市，人适应好的环境容易，适应差的环境就难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世界、重塑自我的问题。我希望把我心里的真坚持到底。为了找到真正的信仰，我要追寻不止。信仰其实就是你为实现理想而坚守的准则。
我是一个喜欢努力的人，我喜欢做一件事就要做到极致。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周年纪念日，三年来，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真应该好好认识这伟大的时代。
你说你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姐姐。如果不嫌弃，就让我做你的姐姐吧。我是独苗一个，我还真希望有个弟弟呢，这下好了，咱们都满足心愿了。
好了，不多写了，等我到了反修前线再给你写信吧。
真想再捋捋你的脑袋！”
姐：欧菲亚
一九六九五月十六日
看完欧菲亚的信，常诚的感情复杂极了。他即为欧菲亚这样漂亮、热情、能干的姐姐高兴。同时，又为她的极端、激进有些担心，甚至，对于她的所想所干，还有许多许多的不理解。常诚想：也许以后长大了，会慢慢理解的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班又增加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常诚，是从其它学校转来的，今后他就是我们四连三排的一员了，希望大家今后要相互帮助。现在我们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新班主任曹老师，把常诚带进班级，大声宣布。话音刚落，同学们就热情地鼓起掌来。
常诚一进教室就发现同学们都还戴着红领巾。这和他原来的学校还真不一样。常诚感到特别亲切，看来美好的东西人们还是轻易不会放弃的。他们也戴“红小兵”胸牌儿，但他们的胸牌儿是红底黄字塑料的，看来，工业城市大上海就是要比其它城市高级些，常诚第一次对上海有了个好印象。
在掌声中，常诚坐到了曹老师指给他的座位上。满脸彤红地看了看同桌——是个瘦瘦高高的小姑娘。常诚主动先打招呼：“你好，我叫常诚，以后还请你多帮助。”“别客气，我叫苏茵，以后互相帮助。”她见常诚还没新书，就说：“咱们俩就合用一本吧。”说着，她又递给常诚一个把一本练习本从中一截为二的小练习本：“送给你吧。”常诚接过这半本练习本，有点儿疑惑：“怎么好好的练习本，要弄成这样？”苏茵脸一红，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不就节约了吗？”常诚再看看其它同学，确实都是用这半本练习本。他心说：“这上海人还真会算计。”苏茵见他不解，就小声告诉他：“这是咱们曹老师的专利发明，他是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三件‘传家宝’：草鞋、针线包和纸糊信封后，发明出来的。”“噢。”常诚感到，他来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班集体。可是，第二天，常诚就干了件让全班瞠目结舌的事：
第二天上学，常诚特意戴上了那条令他热血沸腾可还没戴满一年却压了三年多箱底儿的红领巾。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用上海话说着：“哟，伊阿有红领巾呀。”“还蛮新的嘛。”“伊拉咪搭的红领巾帮阿拉差不多噢。”这时，一个长得挺高大的叫吴国兴的同学，伸手扯住常诚胸前的红领巾，恶作剧地戏谑道：“让阿拉看看伊牢不牢？”双手一撕，本来就已经有些闷脆了的红领巾，“哧啦”一声被撕裂了。本来就听不太懂上海话的常诚，被同学们围着，感觉到的是热情和友好。随着一声撕裂声，他惊呆了，仿佛突然被砍了一刀，吹裂的伤口，过了好一会儿血才慢慢溢出伤口。他分明感觉到了吴国兴的敌意。
“那格是作啥？欺负人啊？”在大学惊呆片刻后，突然响起苏茵愤怒的声音。“搞伊开开玩笑嘛？”吴国兴心虚地躲避着大家的目光。“有侬格能玩笑的吗？”苏茵满脸彤红地逼视着吴国兴。“有啥啦？乡下人。”吴国兴话音未落，常诚一个摩托侦察连标准的击肘扫腿，“哐当”吴国兴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了。全班同学，包括苏茵在内，顿时都张大了嘴。“侬敢打我，侬只广东赤佬，侬看好。侬看好。”吴国兴爬起来，揉着摔痛了的屁股，嘴上虽还骂骂咧咧，但却出人意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曹老师在了解了事件全过程后，最后一节课，在黑板上写下了“如何正确对待同学”的讨论题，组织大家针对今天的事情进行讨论。同学们纷纷踊跃发言。有批评吴国兴，有说不该拿红领巾开玩笑的，也有指出吴国兴借开玩笑之名欺负新同学的，有批评常诚不该动手的。当曹老师叫常诚发言时，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的常诚，又一次让大家瞠目结舌了——常诚一指走廊里张贴的毛主席语录。朗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就这样，常诚开始了‘新环境’里的新生活。尽管他是不情愿地被动适应，但那‘新环境’里的时尚跟风，追求美好、精于算计、盲目排外、嘴硬腿软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都难以改变。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能够进厂，无论对谁都是一种荣耀。常诚爸爸也被“幸运”地分配进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工作。到厂报到后，厂劳资处把他又分配到了七车间的“机动组”。
一到这“机动组”，常诚爸爸就乐了——原来，这个“机动组”，即像部队的“教导队”又像工厂的“蓄水池”，看看人员组成，都是有些来历，难于安排，没有技术，不胜体力之辈。比如：像外号叫“大熊猫”的胖胖谢顶的老姜，是运动中“靠边站”的工程师；像外号叫“铐子”的瘦瘦高高的老张，是“砸烂公检法”之后下放的原市公安局某处干部；像外号叫“翻跟斗的”精精干干的老董，是原某军区京剧团的武生演员。。。。。。常诚爸爸一到小组，就被叫做“吹喇叭的”了。这个小组之所以叫“机动组”，主要是因为二个原因：其一，该组没有太具体的生产任务指标，属于哪里需要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角色，厂里有个什么文艺宣传呀，厂庆活动呀，突击任务呀，一般都由该组负责。俨然是厂里的“战略预备队”。其二，由于该组人员身份特殊，厂里也有先见之明，说不定哪天哪位就有可能远走高飞，还是让这些“菩萨”在“机动组”这座庙里呆着吧。
时下，大兴“样板戏”之风。于是，厂工会主席便把“学唱革命样板戏”的任务交给了“机动组”。好在该组二三十号人，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齐全，扮几个角色不难，难的是锣鼓家什没人会敲，自然，京剧团出身的“翻跟斗的”责无旁贷了。尽管他是武生出身，但耳濡目染、触类旁通，也就对付了。
在部队文工团呆得时间最长的常诚爸爸，自然就是导演兼舞台监督了。排练几个月后，像模像样的排练了一出《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终于在厂食堂上演了。
这场戏中，有一段杨子荣上山后与八大金刚对黑话的戏：
匪金刚：“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匪金刚：“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腊。”。。。。。。
上演那天，问第一句的匪金刚演员由于紧张，出口便成了：“脸黄什么？”杨子荣自然接了：“防冷涂的腊！”紧接着下一句正常台词：“怎么又黄了？”这下杨子荣没法正常了，急中生智，脱口而出：“又涂了一层腊！”。。。。。。“样板戏”人人耳熟能详，这样的差错，自然笑翻所有观众。尽管道首演出了点儿小差错，但毕竟是机电局第一家，由业余演员模仿的“样板戏”，而且还是有点儿难度的京剧，模仿的像模像样。自然，名声雀起，来请他们去演出、交流、指导的络绎不绝。
曾经也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党委书记这下高兴了，没想到这些难于安排的“各路神仙”，在这却“异军突起”。使“文革”以来，默默无闻的机器制造厂一夜成名。看来，这“抓革命”往往要比“促生产”更容易出成果，于是一个更大胆、同时也是他梦想多年的想法油然而生。。。。。。
厂党委办公室里，党委书记给七车间打了一个电话“请常友良到党委来一下。”不一会儿，一声“报告！”在门外响起。“快来！快来！”党委书记起身一把握住常诚爸爸的手。“老常，还是军人作风啊。”党委书记边坐边说。“习惯了！恐怕想改也难喽。”常诚爸爸答道。“改什么呀？咱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是很难改掉青春年华时磨炼出来的军人素质的，这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财富，这是没